敦煌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复原）

　　石建邦

　　上月中，应老赵之邀，陪同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CB学会)专家小组，去了一次敦煌，心里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兴奋。

　　还记得上回去敦煌，已是二十二年前的事。那时大学刚毕业没几年，和一帮文博干训生去敦煌等地实习。大伙儿坐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而且硬座，三天两夜到达柳园车站。记得到站时已经凌晨，柳园到敦煌还有一百多公里，接我们的车走了近三个小时，一路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和车辆。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滩，在月色下苍凉浩瀚。

　　现在交通便捷。我们早上8点的飞机，在西安经停，下午3点不到即抵达敦煌。天是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杂质。到酒店放下行李，4点不到，大伙儿已经来到月牙泉了。我情不自禁，气喘吁吁爬到鸣沙山顶上远眺，落日西沉，敦煌市密密匝匝尽在眼底，浑不似廿多年前的稀疏寥落。

　　有人说，“世间有几处地方，有生之年总觉应该一到，敦煌便是其一。”

　　敦煌名闻遐迩，当然是因为它的莫高窟壁画。据说公元366年，有个行脚和尚乐僔法师来到此地，“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口，造窟一龛。”莫高窟故又名千佛洞，从此开始，善男信女竞相凿窟供养，画壁塑像，香火绵延千年，直到明代，随着国力渐弱加上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敦煌才荒废湮没。

　　日本人尤其对敦煌有一种朝圣的心情，他们说这里是日本文化的精神源泉。许多人虔诚地过来，据说都看得泪流满面。我上次来的时候，池田大作与常书鸿的对话《敦煌的光彩》刚出，还有井上靖、平山郁夫等人的书里，都写出了他们对敦煌的崇拜之情。敦煌是他们的精神故乡。还记得当时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长，那天特意为我们做了一次生动的报告，还允许我们看了几个特窟。如元代的第465窟等。

　　第二天一早，我们终于来到莫高窟。冬日的晨光照耀在鸣沙山上，金灿灿的壮观。乘建筑专家与敦煌研究院学者交流研讨的间隙，我找到老同学张元林。元林兄大学一毕业就到敦煌工作，现在是著名的敦煌学者。他给我看一些近年来在海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均很有分量。匆匆一见，有很多话要说，于是相约晚上去城里再叙。

　　午饭后即进洞参观，专家们从建筑的角度有特别的关注，我则一任信马由缰随便看看。敦煌石窟，从北凉到元，经历十个朝代的营建，壁画面积有4.5万平方米，如果排成两米高的长卷，拉开来要有20多公里长，而且大部分都是唐代的，光从这个粗浅的比喻来看就够惊人的。现在好谈“软实力”，敦煌有最强的文化软实力。要知道，今天的博物馆里确信是唐代的真迹几乎没有。参观中，相比于唐代壁画的宏大叙事，华丽繁复，我似乎不改初心，还是更喜欢隋代、北魏几个洞窟的壁画活泼天真。

　　照例，又见到了那个著名的藏经洞。1900年夏天，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此洞，在三米见方不到的洞窟内竟堆满五万多件中外文书、经卷、织绣和画像，是从三国魏晋到北宋一千多年间的古文献。这一发现轰动世界，英、法、日、俄、美等国闻风而动，先后前来掠取。我看其中最厉害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在20多天的时间内，蹲跪在狭窄昏暗、灰尘呛鼻的洞窟内，翻看了近两万件敦煌遗书，平均每天阅看1000件，每小时100件，其工作强度可以想见。最后，他从中挑走精品约五千件，运回法国，这批遗书公认是最有学术价值的。敦煌遗书散落海外，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沉痛地说，“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也正因有着这样的伤痛，终于在1944年，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任命常书鸿为所长。看完洞窟，我们特地进中寺参观了常先生等人工作生活过的场所，充分领略当年的艰苦卓绝。讲解员还带我们看现任院长樊锦诗住过的那个逼仄房间，见识了“土沙发”、“土桌椅”的尊容。晚上，樊院长特地出差赶回来见我们，谈起当年的生活条件，老太太一笑置之。只是说冬天晚上睡在土炕上，下面烧得火烫，上面冻得冰凉，那份滋味还令她记忆犹新。

　　第三天，我还有幸去了趟榆林窟，看到了那里最出名的第25号窟，以及有名的水月观音壁画。下午一伙人又去阳关遗址凭吊一番，那天来回足足跑了五百公里。最后一天临上飞机前，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即将于今年5月开放的游客中心，气势宏大。敦煌正以积极的姿态拉近与世界的距离，绽放魅力。

　　敦煌也罢，敦煌学也罢，不应仅仅是少数专家学者关心就可以的事。美丽的敦煌，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宝库，需要国人更多地认识和关注，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真诚爱惜和无私护念。■

　　(作者系资深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