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当选时在财厅前进行就职演说。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时的广州街景。

　　□何锦标

　　广州人过大节的设施，最重要的是什么？——搭棚。不说花市里纵横几里的花棚，城乡为迎接这个盛典，也会搭起彩门、灯棚等等。虽然北方也有，但广东人却有自己的特色，珠江三角洲一带盛产葵，以葵叶编织作上盖为葵棚，就是广东特色一种。

　　1934年，陈济棠定在10月10日举行佛山“秋色”、新会“纱龙”等民间艺术游行娱乐，名曰“狂欢节”。在广州各交通要点，盖搭牌楼，市内繁盛街道较宽阔的地方，盖搭了“禹门”、“八音”棚(音乐棚)，晚间马路上，蓦地灯火楼台，彻夜笙歌；当金龙、银龙、纱龙游行其间，在牌楼下盘龙起舞，作翻腾云水状，与牌楼光彩交辉，更显出我省民间工艺丰富多彩。年纪大的人当可记得：为迎接抗战胜利的中国军队入城接受日本投降，广州中华北路搭起高大巍峨的牌楼；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主干道也搭起高大的欢迎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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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棚业祀奉祖师爷“有巢氏”

　　搭棚业是古老的行业，广州的行会组织始自顺德县滩头、上海村分支，经过300余年的时间，到清末民初只得300 余人。东家行(资方组织名)“太古堂”，取太古三王(盘古、有巢、燧人)之意，地址在大东区越秀坊(同业公会前身)。西家行(劳方组织名)“正义堂”，地址在大东门线香街(祀有巢氏)，劳资都祀奉一个祖师爷。上世纪20年代，四乡招来的新棚工另立一个组织曰“联益会”。旧属“正义堂”、新属“联益会”。1927年“正义堂”成员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庙产被封，组织解体。“联益会”会员，得到不断扩充。但传统的搭棚技术都是来自“正义堂”的。

　　搭棚工日晒雨淋，工资却不高，据老搭棚工梁源回忆：民国八年(1919年)，他才15岁，从肇庆来广州省城大东门外东兴棚铺当学徒，没有固定薪金。每年之中，由老板发给8至10元(毫银)，以后逐年增加，3年以后才叫入行，名叫“挨师”，6年后叫棚工。一般搭棚人，广泛的称谓曰“搭棚佬”，或被外人尊称曰“师傅”，其实内中分工是：棚工负责上棚操作，如扎篾(扎架)，装配棚面。真正的师傅负责在地面规划、指挥一切，如把长的、短的适用材料，通过学徒仔或挨师的传递，供应给棚工。但在平时搭棚师傅也和其他棚工一样托竹、托木，要笔直行动，途中难以歇肩，顶力也要“捱”到目的地。学徒仔之中，有不少不堪其苦“捱唔得”，转了行或去当咕哩(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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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棚工被人称为“相公口，乞儿身”

　　搭棚有“空中练武”之称，有时甚至在十多丈高处作业，拉扯竹、木上架，全身用力，头顶着、肩托着，赤着脚，用双脚像铁钳一样钳实棚架，腾出双手操作，使用篾青缚紧。冬天冻得皮肤爆拆，裂口出血，血淋淋也忍着疼痛。操作是用手作尺丈量，以目测为准绳(没有用水平尺)，胆要大，心要细。所以，供奉着三位祖师，除了有巢氏之外，还有鲁班和华光两位祖师。这是说：要学有巢氏搭架技巧创新，鲁班的规矩方圆能工巧匠，华光的多眼睛兼顾上下左右。凡此种种，由于体力和生理关系，没有妇女上棚工作的。就算男工也多从青年学起。在操作中，体力消耗大，要注意营养，否则高空上头晕眼花，支持不了，因此伙食不能节约，一般吃喝，自奉不薄。以日常生活来说，是一日七餐。但对衣着不讲究，都是粗布衣，短袖衫和短裤，多习惯穿着上海产的大成蓝棉布衣服，因易吸汗、隔热、耐磨、耐污，有老广州回忆，当年建中山纪念堂的搭棚工人，全部都穿蓝衣服，其实就是这种。搭棚工一般装扮是：头戴肇庆产的大头竹帽，赤脚，腰间系一条用竹篾扭成的腰带，挂着一个皮包(内放着一把小勾笏刀)，肩搭一条毛巾，一身大成蓝衫裤。这是“正义堂”棚工比较划一的装扮，其他棚工亦类此。工余上茶楼、入菜馆亦多不改装，一望而知是搭棚佬。由于吃得好，穿得劣，手脚粗糙，被人称“相公口，乞儿身。”

　　因搭棚多属急用工程和热闹场面，棚工一到工地，每受事主的欢迎，特别是喜事用棚，搭棚佬到了，证明喜事快要来临。棚成之后，又见到张灯结彩、人群欢乐的场面，内心是高兴的。行中有句话：“哪处有高兴，请我们到哪处。”说“富贵生意”一点不假。民国初年，各地民军云集广州，急于临时找地方安排住宿。市内外空地都盖起棚来，遍及市内的东较场(今广东省体育馆)、维新路(起义路)公安局、中央公园(人民公园)，郊区天河村、瘦狗岭、黄埔鱼雷局(黄埔军校)、河南等处。另一方面随着拆城墙，筑马路、建筑沿江码头等，城市建设的一系列新措施，及商店改建，诸如个别的搭瓦面、顶危墙、搭排山等大小工程，都是急不容缓的。加上辛亥革命不久，封建色彩还很浓厚，神诞节日，按例盖搭一些神功戏棚、灯棚、彩门等等。搭棚铺真是其门若市，一些馆口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搭棚师傅难找极了。棚铺老板们为了解决这个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跑到农村去招请一些搭棚工人来市支援。但招来的多是一般棚工，不能胜任技术较高的作业。技术高的师傅，成为老板们的争夺目标，纷纷以高薪厚酬(做长工、年薪三百元毫银)等办法来招请。

　　正常时期，搭棚工人，求过于供，不愁失业，不用企立街头等候主顾。工资比“三行”(泥水工、木工、石匠)高一些。当时“三行”工人每天早上都不约而同结集到一个叫“企市”的地方，那是朝天街(朝天路)口与惠爱街(中山六路)交界等处，等候主顾(泥水铺老板)来选择雇用。工钱大工每日5角(毫银)，小工二三角(毫银)，而棚工每日工钱是七角(老板包三餐伙食，当时物价，每人每月伙食费约为五六元毫银)，日日有工做，生活是过得去的。棚工平时分居在市内德政街(路)、大塘街、蓑衣街(梯云路尾)、鸿昌大街等。几间馆口(又名散仔馆)，每天晚上，棚铺老板到馆雇请，在夏天旺季，有时出到一天9毫至1元以上的高价，常常还请不到人。

　　棚工作息时间虽无硬性规定，但结合生活习惯，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师傅们每天到茶楼饮早茶后，回铺吃开工饭，8时开工。到了9时又上茶楼上一坐(行语：九点瘾，其实是偷懒，作中休)，约一个钟头复开工，一闻观音山报时午炮响，马上收工到茶楼饮茶兼午饭；下午约2时开工，5时收工吃晚饭(农历三月初一至十月初一期间，每日下午3时多吃一餐粥，由老板派人担来工场的)。夜间多到茶楼饮夜茶，因而有一日“七餐”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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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香港总督来访时说：“中国有两个先生，一个是做象牙的，一个是做牌楼的。”

　　1912年至1925年，棚铺大小共有80余家，包括后来成为超级大户的陈祥记(民国三年开张)在内，全行搭棚工人合计约1000人左右。其中属“正义堂”成员约三四百人，其籍贯多是肇庆高要的；属“联益会”成员约为六七百人，多是新招来市的增城、上番禺、江村等地工人，总称“三乡工”。

　　民国初期，为欢迎孙中山先生和香港总督等，当局都在市内交通要道盖搭起牌楼来，以示礼仪之隆重。老一辈棚工，仍有叫此种彩牌楼曰“欢迎棚”。此后牌楼越搞越大，牌楼的地点，多是永汉北路(北京路)财厅前、油栏门(海珠南路口以西)、长堤(现人民南路口)、观音山路口前等处。永汉路财厅前，曾搭过一座牌楼为最大最好。牌楼的盖搭，随地形而异，有双面、单面的分别，而以双面的最为流行，由是上行下效，蔚成风气，民间喜庆也搭牌楼。甚至名伶演出也是如此，梅兰芳初来广州献技，海珠戏院门前所搭一座“三山五幢”的牌楼，亦非常精彩。      当孙科任广州市长时，曾在财政厅前搭一座牌楼，造价是1000元毫银。它的成本计算除人工竹篾、物料损耗外，所余部分就属棚面、竹、木的租赁代价。故利润高达30%以上。利之所在，棚铺老板不惜工本，添置精美棚面，以求优势，压倒同业，争取更大的利润。如陈祥记拥有各种棚面共300余箱，在同业中，质量和数量都占绝对优势，差不多垄断了牌楼业务，广州的彩牌楼声誉实由其开始，把简单的棚架，配上精致的棚面，变成一座座绚丽的艺术造型。使古老的手工艺重放异彩，也是棚业的一个突破。难怪1920年香港总督司徒拔来访，竖起大拇指说：“中国有两个先生，一个是做象牙的，一个是做牌楼的。”此外，不少中外人士说，广州牌楼确有特色。广州牌楼造型新颖，棚面美丽。在国内是较突出的，富有艺术性，在棚业中是一个出色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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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承搭机关单位的棚要用“黑钱”，殷实的棚铺多不愿意冒此风险

　　抗战初期，又有创造性的时代产品。当时日本飞机日夜滥炸市区，不少高层建筑物采用竹搭防空棚，棚架五层至七层，其效显著的，有解放北路(原称中华路))，旧霍芝庭大楼(现省文史馆)的防空棚，卡住了炸弹没有爆炸。旧市政府的防空棚，把一枚巨型炸弹，从屋顶上斜斜滑下，落在“市府”对面的中央园(人民公园)后门前面地面爆炸，炸开有几丈阔，六七尺深的大洞，保全了上述两座建筑物。陈祥记全盛时期(抗战前十数年)，员工吃饭人数，有13围台之多。老板陈鹤俦，坐小轿车出入，排场十足。而中户是一两十人，小户只两三个人，实质是老板兼师傅，带一两个徒弟仔，当伙计而已。同是棚铺，大、中、小户之间，其规模悬殊很远。

　　在旧社会，凡承搭机关单位的棚要用“黑钱”(贿赂)。殷实的棚铺，多不愿意冒此风险。但有些“亡命之徒”，却靠此延揽生意。显著的如文明路招见利棚铺，老板招某，诨号“大炮招”，原是一名“滚友”(专靠虚伪、胡混过活的人)，无真本钱，专以行贿手段，承接各机关单位的棚务。以先收工本费为资本，以偷工减料的办法，赚得不少非法利润(共有六个老婆)。这样行为，能支持几年之久。后因事败，一走了之。可见当日衙门机关，受贿之风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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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合聚散，棚业公会难见“搭棚大王”了   

　　1938年秋，广州沦陷，棚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大的老板有些到外地(港、澳)避乱，中小户也多离市转业，旧字号的棚铺40余家，一下子走了八成，只余下七八家(曾和记、黎北记、祥兴、兴记等家)；新字号约10家左右。由于西江、北江交通不便，竹、木货源不继，有些狡狯之徒，勾结流氓偷拆人家的防空棚等的竹木材料，作为货源。这时，也有少数几家新开的，但相对来说，棚铺是少了很多，一大群棚工失业，四散到各地谋生，或留市做散工，生活非常困苦。

　　广州沦陷后，日本人建造工事，统由日本人自己招工，自筹材料解决。他们的材料来源，是靠拆一些单位残存的防空棚和一些民房、公产的竹木。在旧陆军医院附近(环市路)，及市内西湖路口，建造仓库(现西湖商场)时，设立两个招工站，一个就在西湖路口，招工负责人名叫高贤；一个设在河南海珠桥脚，负责人叫王锦，每日工钱一元八角(军票)。在工场四周设有岗哨和巡逻，警卫森严，工人带饭盒入场，除收工得以出场外，其他时间不得擅自出入，亦不能越工区走动乱跑，否则，轻者臭骂，重者毒打。接近工事禁区的地方，就不准下棚，连小便也要在棚上解决。这种特殊的苛求，棚工非常憎恶，但为了维持生活，只有“唯命是从”。用慢吞吞的工作效率——“磨洋工”来消极抵抗。

　　1945年秋，抗战胜利了。初时棚铺恢复缓慢。旧字号只有陈祥记、祥兴、新昌、梁源记等十余家，这些“复员”店，经过多年战乱，环境变了，没有多大资金。以陈粹记为例，复业至解散后，全行业合营时，清产核资，资金约为6000元左右。其他可想而知了。行业中的材料储备也不多，就以当时欢迎国军进城所搭的“欢迎棚”来说。棚面简单、粗陋，比抗战前逊色多了。同时社会风气也变了，“神功棚”之类减少，甚至淘汰。以后回市的人日多，工商业也逐步恢复，棚铺也随之增加。特别是西堤灾区(现文化公园范围)，建有临时的大批简单的店铺。当时政府扬言要重建灾区，要所在地的店铺一律拆迁。由是棚铺、棚工开始吃香，临工每天工资为港币10元左右。

　　当时新开的棚铺连同旧字号一共发展将近百家左右。棚业公会由王麟(王水和栅铺)任理事长，阮基(阮基记栅铺)、刘日光(刘昌记棚铺)任理事。王麟奔走于当时市商会长何辑屏门下，专承各单位生意，棚务颇为活跃，他姓王，乃自称“搭棚王”，而与“搭棚大王”寓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