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养心殿的珍贵刻本 故宫文物南迁途中 文物装箱

　　前些年，电视台播放过一个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系列电视片，不少电视观众由此而知道故宫文物南迁的一些细节。

　　但对名副其实的故宫文物“南迁”如何动议及过程如何，又有多少人知晓呢？这期间既充满曲折艰辛、又透射着那一代文博前辈的热血赤诚。而说到此事，我们特别不应该忘却的一个人，就是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

　　“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

　　1931年，日本在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平津为之震动，华北形势也日渐危急。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层鉴于日军侵略者气焰方炽、故宫文物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因此有人提议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远离日寇兵临城下的南方储藏。

　　最早提出动议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李宗侗、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动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易培基继而将故宫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呈报了南京国民政府。

　　国府“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的批复回来后，李宗侗等拿着批文，又到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请求，终于使得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获得了批准。

　　时为“院长助理”的吴瀛，最初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他甚至与老朋友易培基争执起来。吴瀛认为不应匆忙动迁，需要再观望一下形势，因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

　　其实，吴瀛当时说这些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但不料这些虚拟预测后来竟然成真，让易培基等主导文物搬迁的人，到死都没能洗清被泼在身上的污秽，让清明无私半世的吴瀛备受屈辱，以致颠沛流离几成“废人”。

　　“你这全是为私！ ”易培基听到吴瀛的劝说后很气愤：“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易培基义正词严，吴瀛只好沉默噤声，但他对此事一直不太积极。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随即召开，在会议上决议挑选故宫中收藏的所有贵重的文物，分批运送到上海，迁移费预算6万元。

　　然而，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常务理事张继，对将故宫所有文物迁往上海持不同意见，他力主由他主管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文物迁往西安，并自告奋勇地提出他要主持此事，迁移预算的三分之一归他动用。张继的这个提议，也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张继这个主张之所以能得到部分理事们认可，是因为当时故宫博物院管理层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希望故宫有一个分院在另一个区域，与南迁上海的文物、北平故宫博物院形成三处并存的状态。

　　吴瀛觉得张继要主导文献馆西迁，不管其个人出于什么动机，对中国文物的留存保护还是有好处的。狡兔三窟，即便一处两处遭逢劫难，也总还有一处兴许得以保全。

　　理事会议定文物搬迁大计后，李宗侗到了南京，他此行目的是为文物南迁做筹备工作。其时，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李宗侗遂向他请示了相关事宜。但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宋子文否决了将故宫部分文物分运到西安储藏的计划，要求全部文物都迁往上海租界内。

　　事有凑巧，李宗侗到上海不久，张继的太太崔振华也到了上海，他们前后脚都住进了沧州别墅。住在同一家饭店，低头不见抬头见，碰面总要寒暄几句，熟料说到故宫的话题时，两人话不投机吵了起来。李宗侗急了，说崔振华“不配管故宫之事”；崔振华则抄起茶几上的烟灰碟子，劈面砸向李宗侗。

　　本来西迁计划被否，张继就疑心是李宗侗从中搞了鬼，要不然宋子文为什么要否决他的设想呢？崔振华则感到在上海沧州别墅受到了李宗侗的轻蔑，更不肯善罢甘休。这又为将来双方的恶斗埋下伏笔。

　　国宝存亡，匹夫有责

　　且说李宗侗回到北平后，即开始着手南迁文物的装箱工作。吴瀛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俞同奎一起担负着挑选和装箱的监督工作，他们主张先挑出精品，以便更精细地予以保护。但李宗侗不以为然，说：“南迁之事如同救火一般紧急，哪有许多工夫来选？ ”

　　一天，吴瀛发现图书馆所装的《四库全书》木箱有缝，提出里面要加油布包装，否则不能防雨，若被淋湿后就损毁了。李宗侗一听就急了：“景洲先生，你要知道日本人就要来了呀！”吴瀛说：“既然不要保护，何必搬呢？”最后，在吴瀛的坚持下还是在木箱里加了油纸包。

　　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手中，京津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行前往上海，租赁储存迁沪文物的库房。

　　故宫文物将南迁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后，一时间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有些人认为：故宫文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这些人呼吁政府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故宫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1月23日，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曾经短期出任古物陈列所所长、还曾做过湖南省代理省长的周肇祥被推为协会主席，他们随即发出通电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面对此情，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文物南迁公开表态：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而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但周肇祥等执意阻挠文物南迁，他在太和门聚众集会，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古物，誓与国宝共存亡。接着，一些故宫职员便纷纷收到恐吓信，还有人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

　　上述情况，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给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的电报中皆有所反映：“于学忠(平津卫戍总司令)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 ”

　　当年曾参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哪个人，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还声言“要在铁轨上放炸弹”。总之各种谣言、恐吓一致压向参与文物南迁事宜的人。

　　但就在一片反对声中，装箱工作渐趋完成。车成马就，但问题来了，当初积极主张南迁、并自告奋勇要亲自主持运送文物南行的马衡态度大变。他非但对内声明不去，还在各报纸上公开表示他不会南行。

　　此刻，箱子已经装好捆扎停当，就等着往火车站送了，可带队押送文物的领头人没了。万般无奈的易培基想到了吴瀛，关键时候只有老朋友能救他的驾。

　　易培基找到吴瀛央求道：“你的家用我一定负责时时接济并且可以亲自来照料，老伯母也可以由我日常来问安，决不让你担心。务必请你走一趟，否则下不了台。 ”

　　当初，吴瀛是反对文物出故宫南迁的，而眼下南迁竟招来如此巨大的阻碍和压力，也出乎吴瀛的预料。但面对老朋友的苦苦恳求，更想到保护千百年文物精华的使命，吴瀛决定将自己的看法搁置一旁，慨然答应主持第一批文物的南迁事宜。

　　文物专列悄然开出北平

　　吴瀛和易培基秘密商定了文物迁运的出行日期和路线：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遭日本人袭击。故宫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等方面商调了东北宪兵100名，派一队长统带；并选了故宫博物院的若干警卫随车照料。

　　为保险起见，易培基专电南京行政院，说明周肇祥聚众阻挠的情形，请南京政府敕北平当局制止。 2月3日，宋子文致电北平市市长周大文，要求市府全力协助故宫运出古物。同时指令：“周肇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即缉拿严办。如力有不及，可请军事机关协助。 ”第二天黄昏，北平市公安局即派出两警官到周家，将周肇祥逮捕拘押。

　　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在北平市政当局的协助下，连夜将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板车，集中到太和门前。天黑以后，运出午门、天安门，再运到前门火车站。

　　大批板车路经之处，一律戒严，由军警担任警戒，严禁车辆行人通过。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车行在路上，显得非常寂静，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第一批南迁古物一共装了18节车皮。

　　启行前，易培基拟了个文稿，请南京行政院电示沿途经过各地方军政长官，要求派队保护文物专列。南京行政院遂密令京沪铁路沿线地方派军警保护；交通部也受命于事先给沿线各铁路局下达指令，要各站除特别快车按时放行外，其他列车一律为故宫古物专车让路。

　　1933年2月6日清晨，在吴瀛的带领下，第一批南迁古物专列驶出北平。专列共21节车，其中三节，为吴瀛和监视、押运人员及宪兵、警察官兵乘坐。车顶四围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警戒。

　　专车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车行沿线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疾驰护卫。专列在夜间行进，都不敢鸣笛，遇重要关口时都熄灯驶过。车上所有司员，在夜间都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起身应对不测。

　　当时在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吴瀛他们快到徐州时，就听说前一天晚上，有约1000余人的武装在徐州路段附近窥伺。地方当局发觉后，出兵打了一仗。那伙武装见官方有所准备，慌忙退去。

　　因为专车从北平出来后，曾绕道陇海铁路，所以直到第四天，才行至南京下关，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了。

　　屡生枝节，提心吊胆

　　然而，事情并非如人们所想象，一系列的麻烦在等待着他们。

　　就在第一批古物离开北平的第三天，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一项紧急议案，建议故宫古物改运洛阳和西安。他的理由是把古物运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这一理由冠冕堂皇，加上开会时提议故宫古物迁沪的宋子文正在上海，不能到会，所以会上没有反对之声。

　　专列在南京下关车站停稳后，吴瀛一眼看到站台上站着张继和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褚民谊告诉吴瀛，中政会议议决故宫古物改运洛阳、西安。因此他嘱咐吴瀛先不要卸车，专车就先停在站上。

　　吴瀛追问临时改迁洛阳、西安，那么多文物，有存储之地吗？褚民谊说已去电询问，现在等回电，一旦回复有地方存储，立刻转运过去。

　　把这么重要的古物停放在站上，这怎么成呢？吴瀛立即吩咐卫队、宪兵们都不能离开车站，监押人员也都暂留车上。

　　如此布置后，吴瀛还是放心不下，遂与褚民谊商量向军政部借军队保护。他乘坐褚民谊的车，直奔军政部寻找主管人，请他们即刻调500士兵到下关车站护卫专列，说定每天津贴伙食费由故宫方面开支。

　　那一夜，吴瀛无论如何不能入眠。一方面是担心车站停放的文物安全；一方面觉得张继搞阴谋可恨。这时，窗外飘起蒙蒙细雨，吴瀛又为文物防雨的问题心焦起来。

　　天一亮，吴瀛就找张继，说出文物搁置南京的种种担忧，而自己在南京人地生疏，请张继想办法解决。可张继支支吾吾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吴瀛只好自己到军政部，借了大批的苫布，送到车站盖在车皮上，给文物遮风挡雨。又到行政院，追问洛阳、西安回电。褚民谊告诉吴瀛，洛阳、西安回电了，都没有储放文物的地方。

　　褚民谊还告诉吴瀛，蒋介石给南京发来了电报，提议将文献馆的部分档案留在南京。但南京并无现成的存放处存放这些文献，褚民谊寻觅了几处也都不合适。

　　无奈之际，吴瀛去见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好说歹说，林森答应把中山陵园后面的三间房子借给故宫博物院，以存储文献馆的档案箱。但吴瀛和褚民谊到实地一看，发现房屋潮湿，根本不宜存放纸张。而且这三间房子在高台之上，搬运爬梯极其费事，此刻又适逢雨天，搬运中淋湿了档案更无法挽回。

　　就在此时，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叶楚伧又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故宫古物留在南京，文献档案运往开封。但他的提议遭到于右任的反对，没有通过。

　　吴瀛每天都要从饭店跑到下关车站，查看专列上的文物是否安然，因此他无法抽身到上海去找宋子文。他曾致电北平，但北平也没办法，问题必须在南京解决，他就只有等着宋子文回南京。

　　两个星期过去了，宋子文才从上海回南京。吴瀛闻讯一清早就前去宋公馆，向宋子文讲述了在南京苦等的种种艰难。“借了500名军政部队看守下关车站文物，非但费用可观，且相当危险。我专候院长回京解决此事。我以为只有照原案运上海才是上策。 ”

　　宋子文于当晚就召集了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会上议决故宫古物、图书照旧运沪，暂存故宫博物院已在上海租定的仓库，日后再从长计议；文献档案留在南京，暂存行政院大礼堂内。

　　第二天再见面时，宋子文告诉吴瀛中政会讨论的结果。他还告诉吴瀛，他已关照了轮船招商局，放一只轮船运送文物。他说他已打了招呼，这艘船不许卖客票，是专运文物的。另外船到上海他也做了安排，脚夫、库房、地方上的一切事宜，他已指派刘鸿生帮助吴瀛料理。

　　宋子文最后对吴瀛说：“你信任刘鸿生好了，决不会出毛病。你放心，一并同他接洽。”吴瀛对宋子文明快的态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和宋子文见面后的第三天，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上了“江大”轮。但上船时吴瀛发现，轮船局方面并没像宋子文关照的那样不许卖客票，统舱内放进不少买了票的私搭乘客。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私搭乘客，在天黑之后，点着洋烛打起了麻将，明火严重威胁到文物的安全。吴瀛立即派人找轮船上的负责人，出面加以制止。乘客当时收起了麻将牌，但谁也无法保障他们真的就不再把洋烛点上推牌。结果，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三天航行中，吴瀛他们一直提心吊胆。

　　“江大”轮终于抵达上海，由于有刘鸿生招呼，第一批南迁文物在轮船泊岸当天，就全部完好地运进了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中。

　　文物搬进库房的第二天，吴瀛又去查看了一遍，刘鸿生也陪同吴瀛一起去查看。进到库房内，刘鸿生发现外层办公房内，放着好几盒吸烟用的火柴。他非常生气，说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并将火柴全部收走。吴瀛觉得他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但对将此事交予刘鸿生这样如此认真热诚的人督办感到安心。第三天，宋子文也亲自到库房巡视了一遭。

　　至此，吴瀛感到可以回北平复命了。整个运输过程，虽然屡生波折，但所运文物丝毫没有损失，吴瀛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真正落了地。

　　第一批南迁文物安全运抵上海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文物随后陆续从北平发出，分别由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同奎负责监督运到了上海。五批文物，共计19557箱。故宫馆藏的大量珍贵文物正由于分批“南迁”上海，后来又从上海“西迁”重庆，因而没有在抗战烽火中遭受损失，那一代文博人用热血赤诚，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