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三件我军后勤文物有话说
2014年08月13日 10:27 解放军报 收藏本文
沈阳军区后勤军史馆中,陈列着许多我军军史上别样的文物——它们见证了80多年的峥嵘岁月里,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的人民军队后勤工作,为英雄的军队提供了多么强有力的保障。时至今日,这一件件实物依旧在历史的河床上闪动着迷人的光泽……
朱理治的黑色棉大衣说——
革命友谊结于为党尽忠
胸前沾有油渍,袖口也有点残破,就是这么一件陈年日久的黑色棉大衣,被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因为,这是陈云同志亲手送给朱理治的,见证了两人为党尽忠的革命友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为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把边区人民困死、饿死,边区的财政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深入调查研究,写出的《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被认为“很有些价值”。毛主席还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
在朱理治的治理下,1941年、1942年,边区银行得到很大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朱理治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东北的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便亲自挑选了一件大衣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朱理治终生。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说:“共产党人最讲真感情,陈云同志永远是我军后勤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11张发黄的收条说——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静卧在展柜里的11张收条,纸面虽已泛黄,但字迹仍依稀可辨。其中一张写道:“今收到大枪拾支,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猪两个。经办人:李奉廷。”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那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白色恐怖,加之此前日寇的长期掠夺,当地民众的物资已经十分匮乏,我军的后勤供应也很困难。仅凭缴获的敌伪物资难以为继,部队又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兵于民,一些进步的老百姓家就成了我军物资储存地。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
1945年冬天,我军初入沈阳时,据侦察消息,在去新城子石佛寺的路上,敌人设武装哨卡,不准我军通过。李奉廷利用与敌人上层人物的交情,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军用物资的卡车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家,藏在李家的卧房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
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日积月累,一共保存了11张。薄薄纸片,说明的却是“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
日本人署名的决心书说——
政治工作有无穷战斗力
在这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写于白布片上的决心书末尾,竟然有数十位日籍医护人员的署名!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从各地进入东北,大量新的卫生机构相继组建。为了解决我卫生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保证大批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通过不同途径、采用不同的方式,留用了当时还滞留在我国的一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
初期,这些日籍卫生技术人员有的怕服劳役,有的担心生命安危,还有人有对立情绪。
怎样才能消除他们的思想疑虑,有效增强我军的医疗力量呢?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及时提出对日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各级卫生部门还专门设立了民族科,组织召开座谈会和各种文娱活动,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
通过政策感召和多种形式的教育,日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第14后方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井筒在辽沈战役中一人负责250名重伤员的治疗任务,连续几天几夜为伤员做手术。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二纵24团政委曲波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大出血,昏迷三天三夜,就是经第12后方医院日籍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得以苏醒的。
从有戒心甚至担心生命安危的日本人到许下铮铮誓言的革命战士,日籍卫生技术人员的立场转变告诉我们——我军的政治工作有无穷战斗力!
■本报特约记者 戴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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