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崛起的历史坐标

　　华夏时报记者 胡钰 敦煌报道

　　很多艺术大家都走过或是向往敦煌。因为敦煌在古时不仅影响了世界经贸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更在文化史上创造了空前的交融生辉的局面。有人说，一个世界性文化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包容其他文化，这也是敦煌和丝绸之路辉煌的原因之一。

　　古国战略下的文化互动

　　“每个中国人都想走近敦煌，因为这里或许埋藏着你的祖先的精神特质和生活图景的源头。只不过每个人走近的方式不同，即便没有亲身到来，也忍不住会用想象的方式来链接。”在驴友界颇有名气的决胜网CEO戴政说，他走近敦煌的方式是自驾车，先用近十年的时间“预热”，从阿尔金山、祁连山等各个方向前后到达了张掖、武威和酒泉，最终走入敦煌以及敦煌所属的阳关、玉门关。而这几个地方正是汉武帝时在河西有名的“列四郡，据两关”。

　　从长安出发，向西穿过河西走廊，首先来到地处西域门户的敦煌，接着商路分为南北两道深入西域——这便是丝绸之路。敦煌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尤其是在其周边建造了玉门关和阳关两大重要关隘，作为都尉府和屯兵之地，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孤狼、狐狸、旱獭，这是戴政自驾通往敦煌路上常遇到的，当然还有不期而遇的暴雪、沙尘暴。“但这与古人的征途艰险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7000公里，悠悠2000余年，古人不仅在这里扎下根生活，还完成了商品的交换，文化的交流，不可思议。” 戴政指着一处汉代烽火台对记者说，昔日的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了，仅存这一座称为阳关耳目的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山南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滩，沙丘之间掩埋着许多古代的钱币、装饰品、陶片和兵器，以前的游人随手可捡到宝贝，现在已经被政府保护起来。仅凭这个，就足可想象这里古时的繁华。

　　敦煌的繁盛其实源于一个政治战略。

　　汉武帝为了联络西域各国共同抵御匈奴的侵扰，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最终带火了一条丝绸之路。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商子雍这样评价，远古时代的人类，也许说不出“经济互补、实现双赢”之类的现代经济学词汇，但他们却明白通过扩大交流范围，便可以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道理，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证明。公元七世纪时的唐代，是丝绸之路在汉代以后的又一个高度繁盛期，通过史籍可知，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唐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上的富足，从家畜、野兽、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时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

　　而在经济和贸易之外，以敦煌为代表的丝绸之路还开启了一篇全新的文化历史。文化开始从敦煌“东奔西走”起来，多元文化对于一个国度综合实力的强大推动作用开始显现。

　　“包容之量、消化之功”，这是台湾学者许倬云在论及大唐文化时的判定。商子雍进一步阐释为，唐朝文化的发展和兴盛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心态和汲取能力。

　　这在敦煌莫高窟艺术中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在历经一千年修建而成的莫高窟中，各个朝代留下来的作品中可常见不同民族、地域和国家的文化“杂糅”。据资料显示，在部分北魏建的石窟中，西来的佛陀菩萨暗暗换上了中原丝质的薄衣，轻纱透体，软滑贴身；到西魏时期，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和西域的表现手法已在莫高窟融为一体，出现了混合形艺术。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唐正鹏有这样的描述，莫高窟在内容上，中西方同类神像同处一窟，比如西方的日月神阿波罗、狄安娜与中国的伏羲、女娲，印度的金刚力士与中国大力士乌获在同一洞窟出现；佛教故事与中国古代神话东王公、西王母均出现在壁画中；就连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塑像、壁画也在洞窟中出现；藏经洞中的写卷中，大约有十余种宗教在这里留下了吉光片羽。风格上，敦煌的西域艺术风格与中国古代南北朝艺术风格并存，而且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盛唐时期。这种中西杂糅、和谐并存的文化现象，堪称千奇百怪，千姿百态。

　　文化渗透几千年的思考

　　其实，很多人初识敦煌，要么是源于“飞天”等题材的舞台艺术，要么是源于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却又将这些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这成为人们认识敦煌背后的中国文化史的又一个特殊注脚。

　　意识到什么丢失了，什么被留下了，对于后人来说很重要。如今，很多到敦煌来的文人墨客、地质学家和探险家，还有戴政这样的普通驴友，都意在探寻敦煌究竟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汉书·地理志》中注说：“敦，大也。煌，盛也。”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更为直白地阐释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在唐正鹏看来，“敦煌”这一名字，除了具有“盛大辉煌”的字面含义之外，更有“开放包容”之意。　　敦煌正因为地域的开放、多元文化的包容，才名扬海外。商子雍则将以敦煌为重心的丝绸之路认定为“古代中国文明作用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杠杆，也是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营养的主要通道。中国文化性格的塑成、中国历史的具体形态，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大宛国的汗血马，月氏国的返魂香，波斯国的玻璃，大食国的沉香，条支国的鸵鸟……汉唐时的长安，西域之风已经极为盛行，从百姓的吃喝玩乐到高雅之士的挥毫泼墨都受其影响，并延续至后代。比如，除了明代李时珍所说的胡萝卜“元时自胡地来”，《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诸多经典都有关于西域对于中原文化演变影响的细节。时至今日，中国人对于自家餐桌上的“胡”文化、“番”文化和“洋”文化已经习以为常，就连饸饹、麻食、芝麻饼、葱油饼、锅盔这些饮食的名字和做法也都明显受到西域的影响。

　　西域对于中国画风的变革也有着深刻的作用。史料称，隋唐年间，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画家尉迟父子和初唐画家康萨陀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了中原，这种用铁线细描和重视没色的表现技法，发挥了西域画风的特色。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卢梭伽等都受到此种画法影响。除了敦煌壁画明显有着西域画风，后来在西安地区出土的忍冬纹铜镜、石榴荷叶纹琉璃盘、镶金玛瑙怪兽杯等艺术品也都选用了鲜明的西域风格装饰图案，可见外来艺术对中国绘画造型艺术的渗透之深、之广。

　　就连如今在关中、西府、东府、渭北一带盛行的“细狗猎兔”的娱乐项目，也是源于波斯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舞蹈家们也总是愿去敦煌壁画取材，原因也是那里舞蹈形态的八面来风。来自西域的胡旋舞、来自中原的绿腰舞，还有半裸光脚的印度天竺舞，在当时是连接中原与西域以及印度、阿富汗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汉民族与西域突厥、回鹘、龟兹、吐蕃、楼兰等民族的融合更是促进了各种舞蹈的合流。

　　敦煌，或许只能从某一个角度给予当下文化振兴的思路，但它起源于大漠戈壁来汇集多元文化的力量的确是惊人的，也是值得铭记的。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