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3日电(记者王若遥 孙晓铮 魏梦佳)天渐凉，京城居民享受着秋季的舒爽，负责颐和园园墙修缮施工的董队长却隐隐担忧。

　　“工期紧迫，我们想赶在上冻前完成大部分工作，冬天作业会影响工程质量。”董队长告诉记者。年初，颐和园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园墙修缮，进行中的二期工程计划于明年3月竣工，1800多米的任务目前完成近七成。

　　园墙的艺术历史价值虽不比园内金碧辉煌的殿堂和闻名遐迩的长廊，但修缮者仍一丝不苟地践行古建筑修缮原则：最大限度的保留与最小干预。

　　工人拆除用料杂乱、开裂闪鼓、甚至局部坍塌的旧墙，然后“重建基础，传统虎皮石砌筑，传统麻刀灰勾缝，力求在工艺、形制上与传统一致”，董队长反复强调“传统”。仔细打量，新墙由黄褐色、大小不一的虎皮石垒砌而成，石与石间勾缝凸出，看上去并不崭新平整，却有种稚拙的古雅意味。

　　“选哪块石，放在哪里，都有讲究，平平整整其实并不好看。”他说。

　　颐和园是清廷修建的最后一座行宫御苑，是慈禧太后的“夏宫”，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它的命运一直与国家历史休戚相关。

　　1914年，作为逊帝私产的颐和园对公众开放，至今年6月已整整一个世纪。史学界认为，颐和园的开放昭示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过，在开放初期，高昂的票价使游园变成达官显贵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才真正成为“人民的乐园”，游客人数由1949年的26万人次升至2013年的1447万人次。

　　百年来，颐和园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和唐山大地震等考验。幸运的是，动荡与灾难并未“过多扰动”这座园，“核心、精华文物被较好地保存下来”，颐和园园长助理、文物部主任秦雷说。

　　“我想，对颐和园地位和价值的公认是使之得到良好保护的重要认识根源。”他说。颐和园于1961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秦雷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艰苦，但新政府便以最大努力修护颐和园，号召各大区贡献力量，如“华东献粮食、西南出木材”。改革开放后，国家财力渐强，园内古建得到集中修缮和恢复。

　　颐和园管理处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投资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大型修缮工程有东宫门、听鹂馆、大船坞、耕织图、排云殿、佛香阁、长廊、谐趣园、四大部洲、德和园等；其中，总投资达1亿多元的耕织图景区复建使颐和园景区逐步恢复了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时期的景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颐和园游客人数翻了50多倍，公园管理者要在旅游接待与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有效平衡点。管理处工作人员李昆说，为了让游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文物魅力，颐和园的展陈方式以原装陈列为主，对于游客密集区域较为脆弱的文物，在不破坏文物本体的情况下，增设保护措施，如给楹联加个玻璃罩。

　　文物修缮讲究回归传统，先进的科技手段却能为科学修缮做好“功课”。2012年，颐和园正式开展遗产监测，利用数字化、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园内大到山形水系、周边环境，小到古建瓦片、彩画纹样的全面监测和数据分析。

　　回望几十年前的文物修缮，秦雷感慨，那时没有3D扫描技术、严格专家论证，却有优秀的老工匠，如今，工艺在失传，“70年代修缮的长廊彩画不敢动了，现在的画工达不到那种高超水平了，只能保护与留存”。

　　他建议，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立法保护文物修缮传统工艺的传人，让他们的手艺代代流传。此外，他期待更“符合文物修缮规律”的管理制度和来源更多元化、更充足的资金，让艺术工作者更多参与修缮工作。

　　现年79岁的陈文生便是秦雷口中“老工匠”中的一位。这位耳聪目明的老人于1952年入园参与古建修缮，虽然退休已近20年，却仍清晰记得自己1976年经历的那场“大考”。

　　当时，陈文生所在的文物组将各大殿堂里的物件用乳胶粘牢或拴绳固定。地震当天清晨，陈文生是第一个赶到园子的职工。“隔着窗户一看，殿堂里的文物一件也没坏！”老人骄傲地回忆道。(参与采写：陈盈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