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何文来说，近三百台古董留声机承载着祖辈的温情、儿时的记忆和一代老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邱妍

　　上海宛平路295弄里一栋有着85年历史的老洋房，是民国时期那种红褐色的格调，老地板踩起来有些吱扭扭的响声，大概四十平方米的房间，墙上挂着裱起来的百代公司老唱片，地面上立着体形庞大的老式收音机，上面顶着手摇柄的老电话，房间里最多的则是产于1880年到1949年的古董留声机。

　　房子的主人何文从一个小铁盒里拿出一根唱针，小心地安装在唱头上，把单面只能录制一首歌的胶木唱片轻轻放上。唱针划动，“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天涯歌女》中周璇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从留声机里传了出来。

　　何先生穿着老式布褂，操本地口音。他拿出一只茶色古董玻璃(1036, 7.00, 0.68%)杯，在茶托上稳稳放好，倒上刚冲好的咖啡，再加点牛奶，坐在沙发上，边品咖啡边享受着老唱机里缓慢的曲调。

　　从外婆，到父亲，到何文自己，祖辈三代人都爱留声机。20年前，何文开始了正式收藏。如今，近三百台古董留声机承载着祖辈的温情、儿时的记忆和一代老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我喜欢怀旧，我想延续老上海的年代，但是延续不了。当我听到留声机的歌声时，就像放缓了时间，能穿越回过去。留声机里的老歌虽然咿咿呀呀，但那是第一批歌星，用他们自己理解的流行乐的方式，去打动别人。”何文一边说着，一边又打开唱针盒，“这唱针用完一次就废掉了，因为用过之后就会变粗，也没有人再生产这种唱针了。”讲到这，他的表情不免有些失落。

　　装在铁盒子里的留声机

　　何文的收藏中，不乏稀罕物。直径大约十厘米的圆形留声机，喇叭直接连在唱头上的留声机，以锡箔制滚筒录音的爱迪生滚筒留声机。许多人看好何文的宝贝，不过，何文一台也不舍得让出。这些留声机总能带他沉醉于那些年代的故事。何文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上海，外婆是老上海大户人家的小姐，祖辈早年从宁波镇海移居上海做洋货生意。“西洋家具摆设、壁炉油画特别新奇。”何文尤其对那些“会说话的盒子”格外有兴趣，“留声机既养眼又养耳，这是双重艺术感受。”

　　何文有一台留声机，上面红底黄线条的图案非常醒目。那是一只高卢雄鸡。“法国人第一次把留声机带到中国，最早安置在上海的张园。大家去张园，除了看园林，还为了看西洋镜，听洋人唱歌，看默片电影，也为了听留声机。”何文说，早时候留声机里听的唱片上，最好玩的段子是洋人大笑。很多人花钱去张园听洋人大笑，听的人觉得有意思，也会跟着大笑。于是，高卢雄鸡的标志也跟着火了起来，到如今就是百代公司的品牌。那时，店家为了赚钱，避免留声机公放，便把听诊器接到留声机唱头上，起到耳机一般的作用。何文小时候就和小朋友们这样模仿着玩留声机。

　　一台儿童留声机是何文极为宝贝的。留声机的喇叭、唱头、唱臂等零件都是可拆卸的，可以整齐地装在一个满是五颜六色图案的铁盒子里。“送你一盒饼干！”何文把盒子递过来，笑说当年外婆正是用这种方式把这台留声机送给他的。“没有饼干是吗？别难过，外婆给你变好玩的。”外婆一边说着，一边把各个零件组装成留声机。

　　悠闲徜徉于生活

　　“悠然地呷一口卡布基诺，在一处小角落里看浮华人世，耳边似有似无地飘过久远的旋律，渗透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在何文眼中，留声机传递的不仅是音乐，更是一种氛围。

　　老洋房是何文外婆晚年的生活居所，二楼还原封不动地维持外婆当年生活时的陈设，一楼摆满古董的客厅则是何文平时约见朋友的场所。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在一楼办了一个月的展览，想让更多人了解古董留声机。感兴趣的参观者多是“80后”“90后”，“本来不舍得对外开放的，但想想每天有几个年轻人陪我聊天也好。”何文出乎意料地发现，留声机是两代人之间共通的话题。

　　何文收藏的很多古董留声机是机身前侧带门，上方带盖子的。他会饶有兴趣地提问参观者，门和盖子可作何用。很多人以为是挡灰尘的，何文便演示起了开门与关门的不同：开门音量大、音域广；闭门音量小而柔美。“这是1920年产的美国货。老上海人常听这样的留声机。”

　　咿咿呀呀的歌声没有让人觉得遥远，反而令参观者很享受。“他们没想到以前的音质比现代好听。现代的声音是压扁了的，很多人听到以前那饱满的声音都感到非常震撼。”何文说，也许他们并不见得真是喜欢，可能只是一时兴起觉得新奇，但起码听的那一刻，他们是安心享受的。这就是何文一直想看到的徜徉于生活中的悠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