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1939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孙家庄小庙给伤员做手术

　　1939年10月，八路军和侵华日军在河北涞源县与易县的交界处进行了一场激战，附近山坡里的全神庙被临时当做伤员手术室。志愿来中国援助抗日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为最后一个伤员做手术时，附近增援日军逐渐迫近，情急之中不慎被碎骨刺破了左手中指。

　　很快伤口就发炎了。但军医在之后的几日还继续随前线四处救护伤员，直到被一名战士颈部的丹毒感染，并发展为浓毒败血症。由于缺乏青霉素等抗菌药品，病情不断恶化的白求恩在几天之后病逝。

　　就在他身处破庙前线，耳边响着炮火，全神贯注在手术台边抢救伤员时，摄影师吴印咸拍下了一张经典名作。在这幅作品中，摄影师通过深度躬腰由白求恩的 头、脊背、臀部及下身构成完美的圆弧线，与另外几位军医身姿所构成的类似圆弧线相衔接，体现一种集中和凝聚的动势。随后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张《白求恩 在河北涞源孙家庄小庙给伤员做手术》在中国广为流传，曾被选入教科书，成为一代人对白求恩大夫的记忆蓝本。

　　现在的观者倘若回头再看，会通过熟悉的符号场景看到更多的细节，比如传统庙宇的屋檐、阳光照亮了一角的壁画、右下方用于手术的搪瓷盆、手术台下方破 烂的土地——甚至可以从诸多拍摄白求恩的形象图片中，发现更多关于战时纪录摄影、宣传语言以及红色审美的种种线索。这个近日在北京泰康空间开幕的展览将持 续至11月21日。

沙飞－1938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病室动手术

　　国际友人的英雄形象

　　展览“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从三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沙飞、吴印咸、罗光达拍摄的三张白求恩的照片考察开始，非常相似的构图、忘我的工作，三张照片均展示了一个勤恳敬业的医生的职业状态。

　　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39年10月由吴印咸拍摄的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小庙进行战地手术的白求恩，这一形象1942年7月7日首次发表于沙飞创办 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几乎与吴印咸同期赶往涞源拍摄的罗光达也用相机记录了这个经典的时刻。而在稍早的1938年，沙飞更是拍摄记 录了大量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活动的影像。三份影像档案忠实记录并部分还原了1938到1939年白求恩在晋察冀活动的轨迹。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1938年初经香港入境大陆援助中国抗日。他先是去延安，毛泽东接见了这一行国际友人，随后便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卫生顾问，为大批战斗在敌后的军民进行医疗救助。

　　当时的晋察冀由聂荣臻主持经营。战时的边区与国统区以及沦陷区形成互相穿插交错的局面，而边区大部分处在日军鞭长莫及的太行山区，所以除了在政治军 事上接受中共延安的领导，晋察冀好似一个独立王国，给发展壮大自己的实际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这里一度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知识分子、专家来考察采风，甚至 投入到根据地的抗敌斗争与生产建设之中。因此，像罗光达、沙飞等人就承担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用摄影来做好宣传工作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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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光达－1939白求恩在前线孙家庄小庙给伤员做手术

　　英雄死后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逝世时年仅49岁。在当时的节点上，中共急需稳固抗日统一战线，急需国际援助。所以白求恩之死不只是晋察冀的损失，更是成为整个党内的重大事件。

　　中共领导的延安及晋察冀边区军民为他举行了一系列高规格的追悼和纪念活动，使其成为抗战期间最显赫的死亡——葬礼规模远超之后牺牲的印度裔国际主义军医柯棣华，甚至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毛泽东于1939年12月撰文《学习白求恩》，该文最初被编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 册》，1952年由邓拓编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首次辑入该文并改文章名为《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的影响至今犹存，读者的解读在不同时代各有不同，但 唯一不变的是白求恩已经牢牢地被烙印在革命与国际叙事英雄谱中。

　　在白求恩的帮助下，晋察冀根据地逐步建立起基本的医疗秩序，开始推动对医护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新中国建立后，“白求恩”三个字成为医疗事业特别是军队医疗的代名词。在白求恩为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鞠躬尽瘁时，根据地的摄影宣传事业也正经历从无到有的蜕变。

　　沙飞在1937年12月成为共产党和军队的第一位职业摄影师;1938年8月，延安电影团成立，吴印咸任技术与摄影负责人;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成立;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铅印出版吴印咸的《摄影常识》。

　　根据地摄影生产机制在有计划与步骤地推进的同时，与之伴随的独特美学机制也逐步建构。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乃至之后的整个新中国的摄影宣传，都以这里 为起点并逐步确立其秩序。经历了铁血与硝烟的检验，以及随着对这一工具逐渐深入把握，摄影作为不可或缺的战斗武器的地位，得到众多中共及军队高层的一致认 同与推崇。

　　而白求恩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一个完整的英雄影像档案的建构，或成为早期中共在宣传领域最成功的影像实践之一，并在之后逐渐形成的革命图像与国家叙事 的谱系中占据要位，深刻影响其方法论。最初为了稳固统一战线，即构筑抗日共同体的想象，后来成为中共及军队训诫基层党员与官兵的象征，再变身为国际友谊的 使者，对这个英雄的解读在不同时代均连带不同的国家表述，是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深耕的最经典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