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至1969年) 陈寅恪《俞曲园病中呓语跋》，刊发于《清华周刊》五二九号。 各校援助19路军的消息，刊载于1932年3月5日的《世界日报》。 陈寅恪等致电国府的文章，刊载于1932年3月5日的《世界日报》。

　　原本深居书斋、埋首故纸中的学者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或激奋或哀沉、或明言或暗喻，都在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愤恨，都在忧思国家命运的走向。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速战速决。此刻，陈寅恪走出书斋，与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学者一道，向当局请愿，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于是，便有了一篇不为后世研究者所知也至今未被提及的陈氏“佚文”，该文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

　　该电文被记者冠以“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醒目标题。从报道中提及的“昨日”与记者落款的时间来看，可以确知陈寅恪等致电政府的时间为1932年3月2日，正是在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当然，这样公开质问政府决策的电报，是没有得到任何当局正式或非正式答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期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与陈寅恪等通电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各校积极援助十九路军”的报道，还提到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的援助抗战之实际行动。报道称：“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因鉴于沪战发生，各方捐输，多偏重于慰劳助饷方面，对于伤兵救护一层，似有偏废。且近日沪上来人及来信，亦均以伤兵医药不足为言，适值斯时协和医院华籍医士百余人有赴沪组织伤兵救护医院之议，因绌于经费，尚未完全实现。该会遂议定由全体同仁，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此款协助”。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的陈寅恪，应当也在捐薪之列，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为19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助力。

　　在捐薪议案集体表决通过后，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还以集体名义发布了致国民政府公开电报，郑重建言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成立中立区，并提请收复东北失地。这封集体公开电报，应当是清华教职员全体签名通过的，陈寅恪自然也应当知情并签了名。

　　在与《世界日报》同一天出版的《清华周刊》第529号上，陈寅恪的一篇短文位列首篇刊出，题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全文只有500余字，此时此刻撰成并发表，究竟又有何深意呢？原来，俞曲园，即俞樾，俞平伯之父。他逝世于1907年，数年后，有人传出他在逝世前写了9首“预言诗”，还曾自言：“余死后二百年世界，尽在此矣。”对这组奇特的“预言诗”，有人疑为伪作，有人惊为奇著。但1932 年，俞平伯对此诗曾加以注解，陈寅恪此刻又为之加上跋语，似乎真伪问题可以搁置不论了，遗诗的内容却着实耐人寻味。

　　陈跋中称：“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预言诗”的预言，认为俞曲园可能在30年前就预见到了日寇侵华的重大事件。陈跋中所谓“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之说，可能就与俞诗的第二、第三首相关联，诗云：“无端横议起平民，从此人间事事新。三纲五常收拾起，大家齐作自由人”；“才喜平权得自由，谁知从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强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如今看来，这两首诗的确是在写推翻帝制、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华大地，并未真正安宁稳定，而又呈现战局四起之状。但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战局，主要是各军阀之间的割据纷争所致，而陈寅恪作诗跋之际的最大战局，则是日寇侵华危局之下全民族的抗战。

　　应当说，“预言诗”与中国抗战之间的时局契合，可能只是巧合。但这一巧合，却充分映照着类似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更为巧合的是，陈寅恪等坚请抗日的通电，与预言诗的诗跋，在同一天发表出来，一是发表在北平市内的主流报纸之上，一是发表在清华大学的校内周刊之上。虽说这无疑更是巧合了，但确也印证着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之际，以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承载着的“救亡之责”。他们不但在教育界、学术界内奔走相告，还以一己之力向民众与政府大力呼吁着，抗战救亡确已刻不容缓。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8年艰苦抗战的大幕开启，北平也随即沦陷。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几经跋涉，避居岭南，终其一生。其间，更坚拒日伪邀其赴上海讲学的请求；从昆明到香港、从香港到桂林、从桂林到广州，历尽艰辛，在眼疾日重终致失明的情况下，仍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与师生们共赴国难始终。（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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