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些清冷的省博老馆，曾经是贵阳标志性建筑。

　　貘化石

　　东汉铜车马

　　宋鹭鸟纹彩色蜡染裙

　　北宋韩琦楷书书札

　　徐悲鸿设色赵姬图轴位于观山湖区林城东路的贵州省博物馆新馆开馆，此时此刻，老馆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中。

　　本月中旬，本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路上的贵州省博物馆老馆，拜访了原馆长李黔滨先生。

　　巧的是，出生于1951年的李黔滨，年幼时住在地质局宿舍，与老馆隔街相望，见证了老馆从无到有的历程。1978年，李黔滨从都匀调回贵阳，进入到省博物馆历史组工作，他又回到了童年时熟悉的那条街上。兜兜转转，就这样与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年代贵阳的地标建筑

　　“1953年初，省博物馆开始筹建，设置了保管组，接收省文教厅文物处移交的传世文件1200余件。1957年1月，在六广门现址建馆，耗资57万元，当年12月陈列大楼竣工。1958年正式开馆。”李黔滨回忆，建成后的省博，与当时的贵阳客车站、火车站和邮电大楼等并称为贵阳市的标志性建筑。

　　这座经典的苏式建筑，当年却是被一片菜地簇拥，鹤立鸡群，轰动一时。

　　“开馆后的第一个展览，展出的是贵州的‘矿产资源’。当时在博物馆里，做了一个用矿产堆积出来的‘万宝山’，还是孩子的我看得很过瘾。”他说，“《矿产资源》一直陈列到1959年止，这个展览当时董必武还看过呢。”

　　资料显示，1958年5月4日，《矿产资源》、《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品》、《出土文物》、《历代书画》等四个专题展览开展，共展出文物标本1500余件，陈列面积1200平方米。至当年6月15日止，共接待观众4万人次。

　　老一辈具有远见的征集工作

　　“文物是博物馆安身立命的根基。自1953年筹建伊始，省博文物征集工作也随之展开。”李黔滨介绍道，正式开馆的1958年，更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征集工作，收购了侗族、彝族、苗族、水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服饰、生产工具、生活工具1000多件。1958年至1966年，仅有30余人的省博，担负起了全省的历史、社建、自然、考古综合性的业务。数年间，使馆藏文物增至3万余件，发现了数十处古遗址、古墓葬。

　　“除了考古发掘和各地征集，也得到了兄弟博物馆和有关单位的支援。”李黔滨说，人民银行贵州分行、贵州省抗美援朝分会、安顺文教科、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管会、重庆市博物馆、贵阳市委等单位，都曾有文物拨交给省博。

　　让他最为感动的是，在那个年代，前辈们就看到了民族文物的价值，下乡去收了很多民族民间的物件。“当时文物界流传着一句话，说康熙、乾隆以后的东西都不是文物。这个坎，老一辈工作人员跨过去了。”

　　他举了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馆里收了一对瑶族耳环，“这耳环原是戴在耳朵上的，因为老被抢，就改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改变了其装饰意图。一对普通的耳环，不仅反映了当时贵州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说明当时的治安不好。从年代上看，这对耳环还印证了瑶族在清代以前就有饰银的习俗。”民族民间物件的文化内涵一经阐释，其作为文物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

　　征集文物的面越铺越开

　　征集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征集的面铺得更开了，但经费缺乏一度让省博非常苦恼。

　　李黔滨说起有一回去施洞，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台湾人黄英峰就住在他们隔壁。黄是台湾的一个建筑设计师，钟情于贵州苗族文化，从九十年代开始收藏苗族服饰。当地人拿着苗绣先来找了李黔滨一行，开价五六百一片。虽然是友情价了，但他们还是买不起。当地人说，不买没关系，台湾人买，价格还出得高。“当时有点无奈，后来听说黄英峰将收去的苗族服饰保存得很好，而且还在国外做展览，推介贵州文化，也就释然了。”

　　新世纪初，省博倡导社会进行捐赠，在世界博协口号“为明天而搜集今天”的前提下，打出了“大众的博物馆人民建”的口号。“收到的东西不多，有莫友芝的字画两幅、文化大串联时期在北京的乘车证等。”李黔滨笑着说，“能收到就很不错啦！”

　　民族文物、红色文物、旧石器考古三足鼎立

　　除民族文物的征集工作以外，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省博在全省交通极为不便、又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红色文物的收集、考古挖掘工作也从未间断。当时考古发掘的地区有桐梓、遵义、平坝、赫章、盘县、威宁等地。

　　其中，贵州旧石器考古的前奏可以追溯到1954年。首先在盘县水利建设工程中，搜集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经我国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裴文中鉴定为“剑齿象”。

　　1957年春，第一支青年洞穴考古调查队开赴黔西北，收集到很多标本和资料。1964年夏，黔西观音洞的北支洞发现了第一块石器，把贵州历史推向了史前时期。1965年裴文中教授等撰写发表了的《贵州黔西县观音洞试掘报》一文，肯定了贵州旧石器考古的成绩。此后，贵州成了引人注目的旧石器考古宝地。

　　说到少数民族服饰展览，李黔滨特别兴奋。“这个展览走过很多地方，往西到过新疆吐鲁番，往东到了江苏连云港。每到一处，都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京推出的《苗族风情展》等一系列展览，曾轰动京城。”

　　他犹记得2007年4月在西湖边上，《霓裳银装——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展》在浙江西湖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的衣、裙、围腰、腰带、花帕、绣片、背带等服饰，保留了贵州少数民族历朝历代的服饰特征，造型样式之多、装饰手法之丰富、工艺技术之精湛，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实为罕见。

　　“当时在浙江省博物馆门口的空地上，有一帮老头、老太太成天在那里打拳，打完了就去看展。他们对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说，‘陈馆长，您引进那么多展览，就数贵州的最好看。’”李黔滨骄傲地说。

　　“省博在民族文物的研究和征集、红军长征的研究和革命文物的收集、贵州旧石器考古的研究和标本收集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地方优势，形成了贵州特色。”他最后总结道。

　　延伸阅读

　　投入使用的省博新馆怎样才能吸引观众？李黔滨认为——

　　博物馆应成为“市民之家”

　　“博物馆的展览分基本陈列展和临时展览两大部分。基本陈列是一个博物馆的灵魂，内容丰富、布局科学、结构严密、制作精良，很难更改一次。大家参观一次、两次，新鲜劲过后，就不再前往。所以，丰富多彩、不同文化形式的临时展览，犹如注入了新鲜血液，让观众常看常新，才是吸引大众的关键。”李黔滨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临时展览怎么办？他认为，一是博物馆挖掘自己的文物资源，常常翻新展列内容。二是引进外来的展览。在即将对外试运行的新馆里，首先用临展博得大众眼球，《璀璨的欧洲绘画艺术》，来自意大利都灵博物馆的藏品，第一次来贵州展出；《捩翠融青——浙江青瓷精品展》则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粹；《彩墨黔山——贵州画家作品邀请展》和《聚珍汇宝——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展》，展现本地文化，令人耳目一新。

　　“与其说博物馆是‘城市的客厅’，不如说它是‘市民之家’。”新馆的硬件设施，为打造这一“市民之家”提供了有力保障。他说，临时展览丰富陈列内容，强调小型化、个性化、知识化；还可以增进全国乃至世界馆际的交流，不出家门，满足观众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非遗”剧场、4d影院、咖啡馆、书吧等，让大众走进去、留下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地标。

　　针对博物馆布展近年来过分依赖“高科技”，追求“猎奇”效果。李黔滨的见解是：博物馆一定要在尊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让大家有感觉的体验“文物”展品。在此基础上，博物馆的展览应当尽可能的做到“以物说话”，依据文物阐述文物背后的文化，把现代科技作为文物展陈的重要辅助手段，不可滥用，否则会适得其反。另外，可以建立策展人制度，从培训机制和激励机制两个方面，提高展览策划质量，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喜欢博物馆，爱上博物馆。

　　相关链接

　　贵州省博物馆老馆部分馆藏珍贵文物

　　史前文物标本

　　貘化石：从清镇市站街出土的大量貘化石，其中一件为我省发现最完整的华南巨貘头骨化石，填补了贵州省貘头骨化石的空白，意义重大。貘曾在距今10多万年至1万年前的地球上广泛生活，趋向温暖潮湿的环境，食草动物，体型比现在的马大，比犀牛稍小。

　　还有大量的贵州龙化石、海龙化石、鱼龙化石、海百合化石等。

　　历史文物

　　东汉铜车马：镇馆之宝，1975年出土于兴义万屯。由马和车两部分组成。马雄壮高大，竖耳，作待走状，马头、耳、颈、身躯、尾、四肢均可装可卸，马辔有多处鎏金痕迹。马车带篷，车轮十二辐，辐呈片状。车马全貌讲究，美观。

　　杨餐墓铜鼓：1957年贵州省遵义县桑木垭皇坟嘴杨粲墓男墓室出土。形态特征：鼓面出沿，胸微凸，束腰，腰明显内凹，腰下凸棱鼓出，足微撇。带状扁耳两对。鼓身明显分胸、腰、足三段。鼓面芒纹十二出，芒间无纹，从内至外有晕纹。

　　还有立虎辫耳大铜釜、石寨山铜鼓、铜柄铁剑、鎏金铜鍪、一字格剑、明代金冠、彩釉陶俑仪队等重要文物。

　　民族文物

　　宋鹭鸟纹彩色蜡染裙：1987年平坝棺材洞出土。裙腰为麻质，白色，长31厘米；裙身为棉土布，长62.5厘米，宽51.2厘米。蜡染纹样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以飞翔的鹭鸟为主，下为黄、蓝条形几组弦纹相间，使裙身的纹饰复杂中亦见简洁。

　　这件褶裙的特点集挑花、刺绣、蜡染工艺手法，纹样繁缛多变，呈色丰富多彩。图案模取得是早期铜鼓上的鹭鸟纹，画面大、线条流畅、着色不多，融欢乐、严谨、热烈、大方于一体，显示了古代少数民族的艺术馆及工艺技术。对于研究贵州蜡染史、古代贵州民族服饰及其演变有着重要的实证作用。

　　馆藏还有施洞苗族女盛装、西江苗族女盛装、木祖鼓、施洞独木龙舟、鼓藏幡、傩面具、地戏面具、刺绣、蜡染、银饰、竹木生活用具。

　　书画藏品

　　北宋韩琦楷书书札：纵30.4厘米，横71.5厘米，全卷连跋通长867.5厘米，纸本。韩琦，北宋天圣年间的进士，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曾与范仲淹率兵抵御西夏元昊的进攻，战功显赫，为北宋名臣。此楷书书札二通，装裱成卷。此件手札卷有元明清名人是14人共13段题跋。书札前后有清乾隆、嘉庆、宣统印记和高士奇收藏印多方，更显此卷弥足珍贵。

　　徐悲鸿设色赵姬图轴：纵80.5厘米，横41.4厘米，纸本。画作绘一妇女手抱婴儿，面有愁容兼带惊慌之色。图左题：“赵姬程婴杵臼故事，卅三年四月悲鸿第二次写之，嘉陵江上磐溪中国美术学院。”下钤“悲鸿之画”朱文印，“东海王孙”白文印。右下角有“枕菊”收藏印，“枕菊”即此画原收藏者杨德纯，贵阳人。

　　记者：杨禹璋 刘辉文

　　来源：贵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