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珩是古代书画大收藏家和鉴定大家。2015年是张珩诞辰一百周年，继去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纪念张珩座谈会后，“纪念张珩先生诞辰100周年——张珩与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标点整理本《张珩文集·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首发式前不久同时在湖州南浔举行。《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门约请远在美国的张珩先生子女及相关专家学者撰文。

　　张贻文

　　提到张葱玉(1915—1963年)，文物考古界的人士称之为书画鉴定大师，文物泰斗，对20世纪的书画鉴定学具有开山之功。但是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记忆不多，了解不深，已离开我们很久远的父亲。

　　1963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七岁。

　　如今的十七岁少年，大多已有了驾车执照，是电脑，手机，iPhone 的行家。而在那个时代，十七岁的我，仍是个青涩幼稚、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现在回想起对父亲的记忆，是那么贫乏、模糊、遥远。但这仅存于脑中的点点滴滴、零零星星的往事，也已成为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唯一纪念了……

　　初搬北京

　　记事的时候，是在北京了。全家是在1952年冬天搬到北京的。到北京那天天已黑了，父亲来接我们，有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贻乂十一岁，我六岁，贻爻五岁。不记得老老小小和诸多行李是如何从北京前门火车站拿到东城南锣鼓巷20号的，应该是国家文物局的车和同志来帮忙接的吧。其中好像有章敏先生。

　　南锣鼓巷20号，(后改为59号)是国家文物局派给父亲的住所。那是一座院子很大，但不太规则的四合院，原是洪承筹的祠堂。古脊椎研究所的裴文中先生一家住老北屋，我们一家住新加盖的一排五间南屋。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一走进那北京惯有的红漆大门，裴老一家都迎了上来。大哥、大姐(裴文中的大儿子、大女儿) 就帮我们搬行李。没想到我们两家就此做了近三十年的邻居，一起经历了这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直到现在，我们在美国仍和裴家的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记得在那里等我们的还有大阿婆，她是我姑母的奶妈，跟随祖母多年。她是先我们去北京照料父亲的生活又在那里等候我们全家的。大阿婆，我们都这样称呼她。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一直伴随在我祖母身边，照料我们全家的生活，直到祖母去世。

　　父亲刚到北京时，北京话说得很差。有一次在外面叫三轮车回南罗鼓巷， 但车夫却听不懂。原来父亲把南罗鼓巷的“巷”读成上海话的“行”，变成了“南罗鼓巷行”。怪不得老北京车夫听不懂呢。这件事后来被大家拿来说笑了好久。

　　父亲能在解放初期就去了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郑振铎先生的深厚渊源。从父亲的日记中即可追溯到父亲上世纪30年代时和郑先生的交往。郑先生比父亲年长十几岁，资深历广，当时在文物古书界即已颇为知名。却对那时仅二十几岁的父亲十分器重、信任，凡有重要名画，都必请父亲过目定夺。听母亲说，那时父亲也经常通过郑先生资助他的一些“朋友”。父亲对此并不向母亲详说，只偶尔带过“他那边有人来要用钱”。那些“朋友”和“人”应该是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父亲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提到过“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母亲记得听祖母说那时一担米是十元，家里上上下下包括众多佣人，一天的菜钱只需两元钱，吃的却是鸡鸭鱼肉。

　　正因为有如此深交，解放后，郑先生赴京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上任后不久，即专程回沪请父亲去京出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当时郑先生特地请母亲一起在座商谈，以征得她的同意。现在回想，父亲上有老母，下有幼子，世代居住江南，迁移北上，绝非易事。母亲曾提过，解放初时，张家众多族人赴中国香港或赴英、美。但父亲曾表示过不愿离开内地。虽无记载揭示其内心思想，但其后，以最初每月400斤小米的待遇毅然应聘只身北上，而后举家老小搬迁北京，也足以体现了其愿为国效劳之心。而此联想到几十年后，其子孙后代均移居国外，这或许有违于父亲的初衷，也只能在此求得父亲的谅解了。

　　得以庆幸，“文革”后退还的抄家物品中竟有一部分父亲初到北京时写回上海的信件。其中居然还有到达北京后的第一封信。清楚记述了一路上坐火车及到北京清晨七点，郑振铎先生和赵万里先生亲自去车站迎接的经历，那是1950年10月19日。其中还有一封，是11月29日写给我们兄妹三人的，并在信尾用毛笔勾画了我们三个人的画像，简单的线条，却画得惟妙惟肖。这些信显示了当时的艰苦环境及父亲只身在外对家庭的挂念和思念，也表明了他乐观进取，一心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奉献的信念。

　　儿时的记忆

　　印象中的父亲，大部分时间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戴着灰布帽，穿着黑布鞋。有时也会穿一套黑呢子中山装，戴黑呢帽，穿皮鞋。但不管穿什么，眼睛上那副深度金边眼镜总会让人感到与众不同的文人气质。

　　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上班，出差，接待朋友，写东西，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而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是少之又少。

　　父亲历来广交结友，他上世纪30年代的日记中记述了他每天的交往之士。到北京后，家居简陋窄小，不可与往日相比，但并未阻挡了宾客盈门。除了上班和频繁的公出，平时的晚上和周末，家里总是客人不断，常常一位未走，另一位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那张紫檀木的八仙桌上经常坐满了八个人。那时在我幼小的眼里，父亲和他们的谈话，时而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时而低沉感叹，忧心忡忡。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只觉得我们都被冷落在一边儿了。只有到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没有客人，父亲会离开他的书桌，到我们房间来给我们关灯。那时的电灯开关，是一根长长的线，从固定在靠门边近房顶处墙上一个黑色的圆盒子里挂下来，线的末端垂有一个小小的重物。关的时候拉一下线，然后松开，线会自动弹回去，并发出“啵-嘟”一声，灯就关了。父亲会让我们数“一，二，三！”，数到“三”时他就拉线，然后他等我们说“啵-嘟”，才把线松开。这就是我记忆中父亲偶尔显露的孩子气。然后他又回到他的书桌旁，埋头疾笔挥书，直到何时，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早已睡着了……

　　上小学时，每到傍晚，母亲经常领着我和贻爻到黑芝麻胡同去等父亲下班。那时父亲乘有轨电车在鼓楼西下车，穿过方砖厂，从黑芝麻胡同东口出来。我家就在黑芝麻胡同东口，后园恩寺西口交界处。这几条街老北京的人都知道的。如今的南锣鼓巷更是和鼓楼后烟袋斜街成了北京数一数二的最红火的胡同了。母亲带着我们藏在黑芝麻胡同中间一座凹进去的门墙后面，看着父亲低着头，若有所思，甩着手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等他走近，我们突然冲出来，吓他一跳，让他又惊又喜。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我们与父亲的“游戏”。

　　1958、1959年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全北京机关院校工厂均去支援。父亲也自愿要求去了。那时正是夏天。十几天后回来，肩上背上均晒爆了皮。他坐在饭桌前，穿着汗背心，大口大口地喝一碗蔬菜汤，好像从未吃到过的美食。这样的体力劳动，这样的集体生活，对父亲这样出身的人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实在很不容易。

　　还有一次，是大冬天，下雪。北京的冬天天黑得很早，尤其是下雪天。父亲下班回来，天已全黑。他进门后是一副狼狈不堪又气呼呼的样子，身上都是雪，眼镜也歪了，但手里还捧着两包“巧果”。原来他在胡同里踩到冰块，滑了一大跤，眼镜也摔掉了。还好没摔坏，而且手里的“巧果”居然还紧紧地抓着没撒。“巧果”是北京特有的一种零食。面粉做的，大概两寸长，半寸宽，一条一条的油炸过的面果子，外面还沾有芝麻，咸咸的，吃起来又脆又香，我们大家都爱吃。这事后来常被大家拿来当笑话。

　　三年困难时期，我上初中。因为一切都限量供应，家里没有保姆。那时母亲在文物出版社门市部上班，贻乂在天津大学上大学，家里只有我和贻爻。上学时，我们在学校入伙。暑假时，我们每天中午都要到朝阳门大街的文化部食堂去吃午饭。我们在父亲午休前赶到食堂。我去排队买好饭菜，贻爻抢好桌子，然后等父亲下班后到食堂来。食堂在文化部大院的后面。我会伸着头，朝着父亲该来的大楼方向望着，因为我怕饭菜会冷。每回从人群中看到父亲时就非常高兴。那时十三四岁的我，掌管着全家的饭票，算好应该买的饭量，又要够吃，又不能超过定量，以免不够吃到月底。那时文化部食堂的饭菜是不错的，记得最清楚的是枣糕，一层一层，中间夹着红枣。其他还有什么，可惜都不记得了。吃完后，我提着那个年代盛行的草篮子，把装饭菜的饭盒用毛巾包好，赶到王府井大街的文物出版社门市部去给母亲送饭。吃饭的时候，父亲的同事有时会过来，会称赞“张处长，你这个女儿很懂事啊”。父亲会颇为得意地笑笑，看着我。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很快乐，因为有父亲和我们在一起。

　　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先生结婚时，母亲正好得了肋膜炎，父亲就带了我去参加婚礼。记得好像是在王府饭店，那是当时北京很高档的一个饭店。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