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看，我们可知刘贺聚敛之巨。身处嫌疑之身，在霍光和宣帝的高度监视之下，还能积累这么多财物，形象地展示了他奢靡任性的一面。在此前西汉高级墓葬中曾多次发现金缕玉衣，而这次海昏侯墓中却发现包金的丝缕琉璃被。琉璃在当时比玉还珍贵。还有金饼、金板、大小马蹄金、麟趾金总重量超过80公斤，五铢钱10余吨数百万枚。其中也包括了刘贺做27天皇帝时擅自征发的。太后和霍光在废黜他后，特别准许将这些财物都让他带走。这次出土还发现了铸钱石范。有专家认为，刘贺还有可能私自铸钱。

　　原标题：从海昏侯墓看西汉“钱袋子”管理

　　□　史卫

　　竹简、木牍、编钟、编磬、雁鱼灯、孔子屏风、巨量的黄金和铜钱……随着海昏侯墓数以万计的文物出土，两千多年前的“三无”（无年号、无庙号、无谥号）废帝似乎穿越到了当下，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焦点人物。

　　让我们回到文献记载。公元前74年，汉昭帝病逝，没有子嗣。辅政大臣霍光与群臣商议，迎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在位仅27天后，霍光又与群臣商议废掉了他的帝位。刘贺被废为王，后再被降黜为海昏侯。一些人认为霍光是为了独揽权柄，是权力斗争，刘贺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仅做了27天皇帝的18岁少年天子真就威胁到霍光的权位了吗，需要这么快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除之而后快吗？当时的皇帝可是天下至尊，有着“君权神授”的外衣，所谓“父天母地，为天之子”。就是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霍光是怎样的一个人？《汉书·霍光传》称其“入侍（汉武帝）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霍光因小心谨慎，被汉武帝临终以社稷相托。是什么促使小心谨慎的霍光非换掉刘贺不可呢？《通鉴》载当时诸臣联名奏刘贺的罪状是“乱汉制度”。

　　在古代国家宪制体制中，皇帝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专制者，更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科层化精英官僚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要件，是制度的一部分，也受到国家宪制体制的约束。继海昏侯为帝的汉宣帝就曾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叹息称“乱我家者，太子也”，并欲更换太子。可见“乱汉制度”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是关系废立的。

　　那么，海昏侯乱了汉家哪条制度呢？诸臣奏本称“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现在不少人解读为做了1127件坏事，认为这在27天里是不可能的，是霍光构陷之词。但是我们认真读文本，就可知道1127件实际上就是一件，就是——“持节诏诸官署征发”，也就是不遵守国家财政制度，不按照固定程序直接向官署征发。

　　对皇帝手诏的限制是古代宪制体制理性运行的基础，皇帝的任何命令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起草和发布。“凡”在古汉语里是总共的意思，就是刘贺擅自征发一共1127次。这包括从国库支取黄金千金、铜钱、刀剑、玉器、采缯等，赏赐从封地带来的两百多随从，私自出宫购买物品、召乐人入宫玩乐等。

　　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看，我们可知刘贺聚敛之巨。身处嫌疑之身，在霍光和宣帝的高度监视之下，还能积累这么多财物，形象地展示了他奢靡任性的一面。在此前西汉高级墓葬中曾多次发现金缕玉衣，而这次海昏侯墓中却发现包金的丝缕琉璃被。琉璃在当时比玉还珍贵。还有金饼、金板、大小马蹄金、麟趾金总重量超过80公斤，五铢钱10余吨数百万枚。其中也包括了刘贺做27天皇帝时擅自征发的。太后和霍光在废黜他后，特别准许将这些财物都让他带走。这次出土还发现了铸钱石范。有专家认为，刘贺还有可能私自铸钱。

　　汉初统治者，对于秦始皇过度征发民力导致迅速崩溃很是警惕，提出“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减轻赋税力役，并对各种征发在制度上进行节制。汉文帝给皇帝在财政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是“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强调不能“以私害公”。汉武帝时期因对匈奴战争出现财政危机，启动一系列财政改革，但基本原则还是通过盐铁官营等措施做到“民不益赋（增加税收）而天下用饶”。当然最终还是“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的情况，汉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向人民认罪，保证今后要“务在禁苛暴，止擅赋”，表示要与民更始，发展生产。在遗诏里，他还告诫继承人“谨视皇天之嗣，加增朕在，善遇百姓，赋敛以理”。

　　霍光主政后，极力推动治国方针重新回到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不仅多次减轻赋役，还多次求各地官吏“勿行苛政”，严禁“擅兴徭役”。霍光也很注意对皇帝的培养，选择贤臣教导昭帝，以“平成（培养）帝德”。好不容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

　　刘贺即位后，立即表现出荒淫无度的奢靡之风，并绕开财政部门直接“诏诸官署征发”，引起了霍光的震惊。霍光害怕刘贺的作为会毁掉他好不容易稳定的局面，改变“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认为刘贺“行昏乱，恐危社稷”，所以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废立。

　　破坏财政制度，随意增加赋税和征发民力，在当时应是很大的罪行。即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被迫下罪己诏。在刘贺被废后，也有一些官吏因这样的罪名受到惩处。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因财政困难，奏请增加税收。成帝指责他破坏制度：“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意思是导致用度不足，还要增加人民赋税。翟方进被迫自杀以谢天下。元帝时，以“凿壁偷光”扬名的丞相匡衡因“计簿已定而背立法制”，就是在国家收支计划确定后，他却擅自改变，被免为庶人。此外，成帝时的丞相薛宣等人也都因“赋敛无度”“下吏妄赋”等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可知，当时在制度之外，擅自征发是很重的罪责。刘贺被废黜帝位之后，也自承“愚戆不任汉事”。

　　废掉刘贺后，霍光与群臣选择新帝就特别重视德行。曾流落民间，知民疾苦的刘询因“操行节俭、慈仁而爱”被推举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与海昏侯形成鲜明对比，在任期间节俭好学、奉行“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一方面整饬吏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严格上计制度，一方面以休养生息为国策，注重民生，减免赋税徭役，使西汉中后期出现了难得的经济繁盛、社会和谐局面——《汉书》称“孝宣中兴”。有古代史学家认为，霍光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西汉覆灭的危机。

　　在一般人想象中，皇帝大概是为所欲为的，但事实上其为各种制度所制约。宋太祖曾对左右抱怨“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感叹“为君之难”。正是有着天道、礼治和制度等各种制约，中国古代专制体制才得以延续，但传统的宪制体制对君主的约束毕竟有限，遇到“太任性”的皇帝，往往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就只能戈矛博弈了。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