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头丸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传世名作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楚辞·卜居》
在古代，鸭子不仅是提供肉食的家禽，还是滋补的食材，更是一味药材。在中医看来，鸭肉性味甘、寒，入肺胃肾经，有滋补、养胃、补肾、除痨热骨蒸、消水肿、止热痢、止咳、化痰等作用。
这鸭子和书法有着一段奇缘。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王羲之之子，虽然享有盛名，可惜流传下来的墨迹极少。《鸭头丸帖》即是他的传世名作，也是他书法作品中的传世真迹，写在绢上，全文两行共十五字，“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显然，这不是什么事先准备、刻意而为的艺术作品，仅仅是作者随手而书的一纸写与友人的便条，不想写者无意，受者有心，遂收藏而成绝世名品。现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帖中所谈到的“ 鸭头丸 ” 是一种中成药。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云：“ 鸭头丸，治水肿，面赤烦渴，面目肢体悉肿，腹胀，喘急，小便涩少 …… 甜葶苈略炒、猪苓去皮、汉防己，以上各一两……为细末，绿头鸭血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用木通汤送下。”
东晋的文人雅士特别喜好养生，王献之大概身体不大好，朋友们推荐鸭头丸可强身补体，遂购而服之，不过使用后并无起色，于是大为失望，留下那张便条表示鸭头丸徒有虚名，疗效全无，明天大家聚会，到时再和大家见面讨论这帖药。
鸭头丸其实深得历代名医推崇，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道：“鸭头丸，治阳水暴肿，面赤烦躁，喘急，小便涩，其效如神。此裴河东方也。”能够进入一丝不苟的李时珍法眼，恐怕不会有假吧。倘若达不到疗效，会不会和药源有关？
李时珍证明“鹜”是家鸭，而“凫”乃野鸭
其实，鸭子并不是只有一种，当中牵涉李时珍和屈原两位名人。前者是实证主义的医药家，后者为浪漫主义的文学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岂料瓜葛竟跨越近两千年。李大医师自幼博览群书，医药经典更烂熟于心，“ 前人之述备矣 ”，但无奈中药“ 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 ”，于是他“ 读书十年，不出户庭 ”，决心“ 穷搜博采 ”，纠正古人的谬误。
古代医书中常出现“鹜”与“凫”，似乎都是鸭子。历代药物学家对此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医师读书破万卷，发现屈夫子的《楚辞·卜居》云：“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 ， 偷以全吾躯乎？”（是宁愿昂然自傲如同一匹千里马呢，还是如同一只普普通通的凫随波逐流，用偷生来保全身躯呢？）又云：“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是宁愿与天鹅比翼齐飞呢，还是和鸡、鹜一起争食呢？）诗人把“鹜”、“凫”对举并称，证明它们不能画等号。诗中出现鹜和鸡争食的意象，又描绘凫在浩浩江上浮游的景观，由此，李时珍证明“鹜”是家鸭，而“凫”乃野鸭。
二鸭药性不同，凫“肉肥而不脂”，“凡滞下泄泻、喘咳上气、失血产后之症，服此最宜”。鹜则“补虚除热，和脏腑，利水道，主小儿惊痫”。家鸭由野鸭驯化而成，它们的差别主要源于生活环境的差异。
鸭头丸，李时珍说得很清楚，把它归类于《本草纲目》卷四十七“鹜”条，显然他认为得用家鸭的血才能制作药丸。王献之服药罔效，难道是他的药丸没用家鸭，而是用野鸭熬制而成吗？不是没有可能，物以稀为贵嘛，古人大概觉得野鸭更为难得、名贵，药用的价值更高，献给大名流当然要上品，遂取而代替家鸭。
鸭种至关紧要，决定了这道佳肴独一无二的鲜美
同样道理，著名的“北京烤鸭”，其烧烤的鸭子也大有来头。这是由古代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种原种白鸭，经过几百年的驯化、饲养，加上运河之谷物等格外优越的饲料条件，再辅以鸭农精心的选种培育而逐渐形成的优良品种。可以说，鸭种至关紧要，决定了这道佳肴独一无二的鲜美。如果选用其他鸭子，估计也只能蒙骗一下味蕾不太发达的普通食客罢了。类似事例很多，当年晏子使楚时，就以橘子反击楚王的侮辱：“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同样的种长于淮南则甘甜可口，长于淮北却苦涩酸牙，而从果子外貌难辨彼此。
由此我联想到家乡广东新会知名的陈皮，此物入药必以新会柑之皮为最佳，晒干后以陈久者为上品，具“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之效。南方柑橘遍地，论肥大多汁、色红肉嫩亦有优于新会柑者，奈何论果皮药效，只有新会柑首屈一指。同理又如云南文山之三七、吉林白山之人参，产地至关重要。
新会人爱吃，而清明前后新会睦洲镇的黄沙蚬，身圆大，肉肥嫩，味清甜，远胜他乡，只此一处，别无他家。盖因生活地域不同，体内元素有别，终致口味大相径庭。
中医学很讲究辩证论治，讲究个人体质的差异，同样是人，即使病症相同，但施以的治疗方法可以完全不同，由此可见，王献之服用鸭头丸效果不理想，除了药材原料有问题外，个人的体质、禀赋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都有病：中国历史大人物的身体隐情》 谭健锹 现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