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赵畅
据传，唐太宗当年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特别喜欢，称之为国宝。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对太子说：“我想把《兰亭集序》带走。”这一手迹作为陪葬品埋到了唐太宗的昭陵中了，但是后来昭陵被盗，真迹杳无音讯。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具有真实性，有一点却没有争议：世上谁也不可能永久占有任何一件藏品。
藏家普遍有“捡漏”的心理期待，大约就是收藏的伴生物。收藏市场假冒伪劣藏品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造假售假者看准了部分收藏者的“捡漏”心态，屡试不爽后便将仿冒造假“产业”越做越大；加上各大电视台“鉴宝栏目”鼓动，一些大拍卖公司披露藏品天价拍卖充满诱惑力，于是，收藏者更不愿轻易舍弃“捡漏”的机会。问题是时代不同了，尤其是在几乎全民翻箱倒柜玩收藏且一些藏家“只藏不出”的年代，“捡漏”谈何容易？
说到底，藏家之所以存有“捡漏”心理，与其“占有”思维之潜滋暗长有很大关联。
不是吗？在有些藏家看来，只要捡到了“漏”，藏品就是我的了。“捡漏”的藏品升值空间大，占有越多则越能达到图利之目的。难怪，有藏家不惜动用全部积蓄甚至东挪西借，千方百计寻找“捡漏”机会，可往往又总是事与愿违，从媒体披露情况看，有的藏家一屋子的所谓“捡漏”几乎全是仿品；更有人走入歧途，颠覆收藏初衷，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龙门石窟当年之所以遭到疯狂盗毁，就与一个出生在浙江湖州、后远赴法国巴黎从事文物古董生意的中国人卢芹斋有关。在龙门石窟文物艺术珍品倒卖中，他就是恶贯满盈的操盘手。有人曾经指出，20世纪上半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半经其手售出。尽管1940年他深刻忏悔：“作为使那些国宝流散的源头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宝。”但趸拥着“占有”思维而心里只留下金钱位置的他，哪怕这一忏悔是出自内心，又怎能弥补由此而给祖国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呢？
龙门石窟当年遭到疯狂盗毁，卢芹斋在其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藏品是什么？它是时间与空间的深厚积淀，是对过往历史文化成就的高度凝聚。它是后人仰望前人并表达敬畏的载体，它的身体之所以留有不会冷却的余温，是因为它身上留下了一代又一代藏家无微不至的珍惜爱怜、摩挲盘玩。说白了，不论对于哪件藏品，任何人都只是匆匆过客而已，不要说是一般藏家，手上握有再多金钱的富豪也无法永久占有它。据传，唐太宗当年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特别喜欢，称之为国宝。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对太子说：“我想把《兰亭集序》带走。”这一手迹作为陪葬品埋到了唐太宗的昭陵中了，但是后来昭陵被盗，真迹杳无音讯。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具有真实性，有一点却没有争议：世上谁也不可能永久占有任何一件藏品。
真正意义上的收藏从来不是永久占有，而是当藏品流传于不同的眷恋者之手时，对于人文价值的代代相传、世世守护。事实上，一个真正的藏家对于藏品总是抱着“拥有”的理念。“占有”与“拥有”，虽只是一字之差，折射的却是两种不同的收藏观念，彰显的是两种收藏境界。
“占有”总是将藏品的物质价值、经济效益放在突出位置，而“拥有”则是将藏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历史意义置于首位；“占有”总是强调独立永久的支配，而“拥有”则注重曾经相交的经历。正因为理念和出发点不同，所以一部作品的收藏轨迹和最后结果也常常大相径庭。“占有”者中除了一部分成为藏品物质价值的“守财奴”，大多会因“徒见金”而免不了屡屡上当、常常吃药，而“拥有”者则总是树立起“相遇即是缘分”“过眼即为‘拥有’”“收藏也是传承”的理念，对于藏品倾心敬畏、倾情珍惜、倾力护佑。
唐太宗画像
赵孟頫 临 《兰亭集序》藏家能与任何一件藏品相遇，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须知，一些经历几百上千甚至几千年的物件，它们所遭逢过的人、经历过的事不知有多少，加之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烽火的侵害，不仅得以保存下来，而且竟然与你相逢，不正是藏家的福分吗？青铜器收藏家容庚于1931年秋在北京弍古斋邂逅了一柄原出于陕西的古剑，并当场买下，他凭剑格上的铭文铸刻认为这该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载在秦朝相当普遍的一种剑。1932年，另一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买走此剑。后容庚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周汉遗宝》一书中，瞥见一种名为“戊王矛”的青铜器，始知剑上的“王戊”二字应倒读为“戊王”，“戊王”即指越王勾践。为此，他为自己转手卖与他人“越王剑”后悔不已。1937年春，他购得西周“师旂鼎”。于省吾听闻后竟表浓厚兴趣，并希望容庚割爱转让。而容庚则要求“必归余故剑，鼎乃出”。于是，“越王剑”得以复归。对于容庚，从“偶有所得”到“失而复得”，其中不就是缘分在牵线搭桥吗？承缘收藏，或许就是对“拥有”心境的最好诠释。
面对无数藏品，尤其是对于那些稀少而珍贵的藏品，因为包括财力在内的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穷尽和占有，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在于力图接近它并渐渐走进它，而不是单纯地永久占有它——收藏毕竟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只要“过眼”而把它搞懂了、看透了，我们才可言自己已经真正拥有了它。当年张大千以因经济拮据而寄人篱下的代价，收藏董源的《潇湘图》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他的藏宝之处名为“大风堂”，其藏品每一张都临摹不下10遍，个别者竟达数十遍甚至上百遍。张大千比一般藏家当然有实力收藏珍稀藏品，但“旨在临摹和研究”，哪怕偶有藏品转让，谁又能撼动其作为藏品真正“拥有”者的地位呢？
《平复帖》
张伯驹
张大千在作画。不是出于“捡漏”赚大钱之考量来对待藏品，收藏者才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挖掘藏品内在的历史文化讯息上，也必然会小心翼翼地将每一件藏品收藏保管好。即便是要转让藏品，也决计不会随便将它交给一个眼睛只盯着钱的藏家，而总是会给藏品找一个能够更好安家落身的“婆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护佑这些藏品众多接力棒中的一棒，有责任和义务不让它在自己手中招损。更有极少数大藏家，基于种种原因，为了防止这些藏品在自己百年之后流失，以至流落异国他乡，他们更是会作出惊人的决定：将其无偿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以表达对这些曾经拥有藏品的爱惜。想起了收藏大家张伯驹，决不允许重要文物流到国外正是他最大的收藏动力。为此，他不惜为收藏一掷千金变卖家产、股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包括西晋文学家陆机所书的《平复帖》、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传世作品《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 《诸上座帖》、赵佶 《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在内，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可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他们并不视这些藏品为一己所有，而是将其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想一想吧，如果仅仅为了“占有”而不是“拥有”，他们能够臻于这样的境界吗？可以相信，其收藏中凸显出来的高华气派、高贵品格、独立精神，亦必与其藏品一起在收藏中代代相传。
收藏，说到底该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它产生、发展的前提，便是人们物质满足以后精神上的文化自觉。既如此，我们就不须做“占有”者，而去做“拥有”者，更何况，让藏品一代代传承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浸润人心、滋养性灵，昭示前人精神文化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假若藏家沾染铜臭味更兼腹中空空，便无助于廓清已然布满阴霾的收藏市场，更无益于建立健康而可持续发展的收藏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