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艺术家们的“民工”情结

2017年07月07日 14:47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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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双飞艺术中心将在新展《外置一代》中进行民工一样的生存和创作体验。他们认为,艺术家应该是一些有波西米亚情结的民工,并列举了二者的一些共通性。艺术家是否能和民工划等号,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很多艺术家关注民工。这个数量惊人的大群体,也是日常极易被忽视的群体。艺术家们对他们赋予极大的关注,通过作品反映其真实的生活,也表达自己对其极为深厚的情感。

  双飞艺术中心:艺术家应该是一些有波西米亚情结的民工  双飞艺术中心:艺术家应该是一些有波西米亚情结的民工

  双飞的展览现场一直带给人惊喜。在此次的展览中,双飞将会在徳萨画廊进行一次以雕塑媒介为主的展览,主要有青铜雕塑、黄铜雕塑、陶土泥塑、儿童彩色泥塑、活体雕塑等。他们这次的口号是 —— 不畏酷暑,放空一妾,尘归于土,水乳交融,肥而不腻。最让人在意的是双飞在此次展览中提出的观点:艺术家应该是一些有波西米亚情节的民工。

  听到波西米亚这个名词,脑海中浮现的是某宝铺天盖地的碎花长裙和浮夸的头花。将这些和民工并置,光是想象也会觉得这种混搭很奇怪。波西米亚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地区,是行走于世界的吉卜赛人的聚集地。波西米亚人以流浪的方式行走世界,不信奉上帝,通过流浪人的手艺谋生。而凡是与波西米亚有牵连的人,其身份往往跟文化艺术创作有关,特点是反叛、浪漫,崇尚的是自由、想像力、身心并重和潜能的发挥。

  双飞之所以认为,艺术家和民工之间有一些共通性,比如精神迁徙性、受虐和施虐性,以及事不关己性人格。同时,在双飞看来,自己这代人自离开家乡出外生活至今所经历迁徙的状态,和民工的习性有着紧密的关联。

  作为政府落实计划生育后而出世的独生子们,80后的双飞成员亲历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始至互联网兴起与文化开放,曾在学生时期共同度过短暂的集体生活。随之告别的是那像家一样的集体,辗转因工作或求学的关系,搬迁到另一个地方而再次遇到新的集体,如同民工般“外置”的生活,在装修期间暂居于工地内直到工程结束后迁移至下个施工处。

  宋冬:我们无法躲避民工

  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当代艺术展《我们在一起》被称为“我国第一次以民工生活为主题”的展览。在艺术家宋冬的邀请、组织下,200名民工裸露上身在100多平方米的展览厅里展示行为艺术。组织方希望免费的展览会引起人们对民工现象的关注。

50名民工组成了一道民工橱窗。50名民工组成了一道民工橱窗。
宋冬和民工一样裸着上身接受采访。宋冬和民工一样裸着上身接受采访。

  参展的200多名民工分别来自3个建筑公司。作品分为4个部分:电梯、美术馆门口、民工窗以及最后由宋冬和民工组成的方阵。观众必须和民工一起上电梯才能到达3层的美术馆,从门口通过需要穿过一道‘民工墙’,展厅里有80位赤膊民工随意站着、随意交谈。展览现场准备的食物也很有意思:一边是为参观者准备的香槟和面包,一边是为民工准备的米饭和大白菜。因为赤裸上身,这个在冬天举办的展览提前两个小时结束了。

  宋冬不愿意称民工为弱势群体,在他看来,他们是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劳动也许为GDP做不出多大的贡献,所以有人去关心他们吗?”宋冬把这个行为艺术作品的名字叫《和民工在一起》。“我们无法躲避民工!”他不愿意解释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而要求民工赤裸上身是为了如实地再现民工在工地时的劳动状态。

  张大力:表现民工就是表现中国现实

  1995年,从博洛尼亚回国的张大力继续其在国外的艺术探索,在北京那些行将拆除的墙壁涂鸦。偶然一次机会,看到几个民工正在拆除他涂鸦过的墙。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把农民工工作的过程表现出来。他给每个民工10块钱,按着人头的轮廓在墙上刨了一个洞。作品出来后,效果很好,“一下子就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了”。后来这个系列被命名为《对话与拆》,张大力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一个城市进程中的暴力与物欲。

张大力 《对话与拆-1998125A》 100×150cm 1998年张大力 《对话与拆-1998125A》 100×150cm 1998年

  张大力开始关注民工群体从2000年开始。他去市场发现民工抢购肉皮冻,因为肉皮冻有肉味,但是比肉要便宜很多。他直接用肉皮冻作为媒介,找来真正的农民工,用石膏为其头部翻模,再用融化的肉皮冻灌注,最后形成肉皮冻制成的人头形状,并把它直接搬进美术馆。后来,张大力又陆续完成了《一百个中国人》和《风·马·旗》等系列作品。其中,《一百个中国人》使用石膏,《风·马·旗》利用民工的真身雕塑,用硅胶材料、真马标本来装置。

张大力 2000年作 肉皮冻民工张大力 2000年作 肉皮冻民工
张大力 《一百个中国人》接拼图  玻璃钢  170×50×30cm(平均)  2001-2002年张大力 《一百个中国人》接拼图  玻璃钢  170×50×30cm(平均)  2001-2002年
张大力与他的作品《风.马.旗》张大力与他的作品《风。马。旗》

  在1995年到2008年这十多年里,致力于表达现实问题的张大力一直在做“民工”题材,并自诩为民工:“我们都是民工,我也是。” 在他看来,“艺术的问题不是美的问题”。“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人,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人,他们的数目非常庞大,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会改变这个国家,表现这些人就是表现中国的现实。”

  欧阳星凯:四平米盛放民工集体记忆

  因一次偶像机会,湖南摄影师欧阳星凯将镜头对准湖南长沙杨家山立交桥下的一群农民工,并记录他们在人民路790号群居房内的生活。凭着这组被命名为《人民路》的照片,欧阳星获得平遥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大奖。

刘结章一家在四平米里刘结章一家在四平米里
虢小球在小屋里虢小球在小屋里

  2011年6月,欧阳星凯在长沙市人民路立交桥下的劳动力市场,结识了一些来自湖南益阳市南县和娄底市新化的民工,他们多数人有着十年以上打工经历,走过了中国南北。欧阳星凯用几包芙蓉王迅速拉近了和民工们的感情,受邀参观他们的居住地。这次参观经历让62岁的他震惊了:这栋楼人民路上用于出租的二层至四层用三夹板分割成190个小房间,每间仅4平方米,去掉过道、厕所,每人仅两个平方。租住在这里的都是来城里从事装修、保洁、修理、搬运等行业的农民工家庭。欧阳星凯决定要记录下这些“城市的寄居者”。

两个房客在小屋里下棋两个房客在小屋里下棋
王而吾夫妇把小屋墙壁刷成湖绿色王而吾夫妇把小屋墙壁刷成湖绿色

  欧阳星凯尝试了好几种镜头,想将这些小小的房间全都裹进相机里。最后,他选择了让房间变形相对较小的鱼眼镜。在长沙最闷热的7月,欧阳星凯每天晚上都往大楼赶,每次都要换三四件T恤,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采集了关于他们生存状态的大量社会学统计数据。

  拍摄完成不久后,大楼迎来了新改造,居住的人们又开始寻找下一个“四平米”。而这些记录的成果构成了名为“人民路”的摄影展,先后在长沙、平遥、北京等地展出。在艺术评论家鲍昆看来,这些“四平米”盛放的,是一代中国农民工的集体记忆,有现实也有梦想。“我不是想表现他们有多穷苦。”欧阳星凯谈到拍摄初衷,“住群租房,一是因为农民习惯了勤俭节约;二是老乡住在一起,生活上、业务上可以互相照应。这才是最真实的情况。”

  刘小东:抡大锤的民工特有生命力

  1996年,在中央美院当老师的刘小东在北京大羊坊盖了工作室,于是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画室。在这间画室里,他完成的两件重要作品之一就是那幅描写一车民工的《违章》。《违章》是刘小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用“照相”式的视角展现了一群被现实生活中所忽略的“小人物”:他们皮肤黝黑、头发凌乱、面容淳朴,四下张望,刺眼施工安全帽提示了他们的身份。

《违章》《违章》

  从《违章》开始,从前多以朋友和家庭作为绘画题材的刘小东开始更多走向社会。“三峡系列”和《违章》一样,画面主角为底层民工,但背景从不知名街头切换到了当时正处在关注焦点的三峡大坝和移民问题:“我第一次去三峡搜集素材拍了一群民工。我当时正在路上走着,接着就看见好多人正站在一个很高的没有安全网的悬崖边上。有个人在桥上蹲着。我是来到三峡之后才初次见到那些模特,可我跟熟人一样给他们拍一些非常生活的照片,比如吃饭、打牌、休息这类琐事。我还在想该怎样把他们画出来,后来决定请他们到楼顶上打牌。。。后来我买了一张床垫,我就觉得画他们坐在床垫上玩牌会有意思些,可以画更多的风景。”

刘小东 三峡新移民 布面油画 2004刘小东 三峡新移民 布面油画 2004
刘小东创作场景刘小东创作场景

  不管是在三峡还是在新疆,刘小东在创作过程中和民工们打成一片。在刘小东看来,民工就像货物一样被拉上货车,与被拉载到屠宰场的猪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是,刘小东说,他喜欢劳动的人,因为这些人真实不装;他喜欢画抡大锤的民工,虽然他们不知道更大范围的悲哀,但他们特有生命力,这赋予他的油画饱满、激情和青春。

  [结语]我们经常能在新闻上看到民工的身影:怕弄脏地铁座位就坐在地上,为了方便着急赶地铁上班的上班族,拖着大包小包的他们在地铁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也只有这时候,这个群体才会赢得几天的关注度。在《人民路》的观展现场,有人感叹,走过那栋楼无数次,没有想到里面的人生活是这样的。也有人说,这是我们父辈曾经生活或者正在经历的状态,看了触动很大。虽然这些艺术家关注的理由各不相同,记录的手法也各不一样,但是这份关注和记录让人们意识到,这个群体不能被忽视。就像张大力曾经说的,我们都是民工。关注他们,也是关注我们自己。

  来源: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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