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梧桐树下戏凤凰
作者 倪方六
中华五千年，不只历史悠久，地下文物亦极其丰富，中国地下到底埋有多少文物，至今没有相对靠谱的估计。正因为地下文物太丰富，不时有无意中刨出宝物、挖出古墓的新闻出现——盗墓者挖空心思，想挖却挖不到，有人“得来全不费工夫”，这节奏简直是要气死盗墓者！
著名的江西“大洋洲青铜器”，就是当地一农民挖土时发现—— 一锹下去，正好碰到一件国宝级文物“青铜圆腹鼎”。
（大洋洲铜器）当时是1989年9月，大洋洲乡组织数千民工维修赣江大堤，在一座涝背沙丘掘取沙土，就是在这里发现。考古专家顺着铜器出土线索，在这里一带找到了“一窝”青铜器——一座随葬大量青铜器的商墓被发现了，破了中国文博界“青铜不过长江”的老话。
类似“刨出”传奇故事，在好多天价文物身上都有发生。如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汉“金兽”，也是无意中刨出来的。
1982年正月初七，当时苏北盱眙县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参加挖水渠劳动，当时根据人口，一分划一块，他家划到的地方最不好挖，结果偏偏就在这样的地方出了奇迹——万以全一锹下去，刚好碰到了这只重达9100克（18斤2两）金兽的。继续往下刨，金兽下还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有40斤重。
这些宝物以会埋到这里？估计是某个朝代的土豪，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这些宝物埋到地下。但此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再挖出来，他的后人也无从记起，就这样失落了，直到被万以全刨出来。
这些金器后来全部上缴国家，政府总共给了1万5奖励。万以全个人得6000元，他觉得很满意，那时“万元户”是追求目标，万以全用这笔钱修了房子，又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
（金兽）这类刨出宝物故事在陕西那边更多。陕西一带是中国早期的文明中心，曾是先秦时周王活动中心和都城所在，而那时正是青铜器最辉煌的时代。贵族死后都爱随葬青铜器，故陕西地下青铜器藏量丰富，该省的宝鸡市还有”中国青铜器之乡“的美誉，至今经常在那一带活动的盗墓者很多。
中国的“青铜法典”——一件西周时青铜匜，便是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一位农民“刨”出来的。
1975年2月的一天，这位农民兄弟像往常一样，在村西平整自家的土地。不多会，田地里竟然让他“整”出了一个洞。往下一刨，仅在距地表约一米深处，便刨出了一窖子青铜器。最后全部清理完后统计，青铜器多达37件，全是西周时期的，价值连城啊！
（陕西农民发现的青铜匜，器身上铭文是中国最早一份判决书，见下图拓片）
其中最著名、价值最高的，要数被称为中国“青铜法典”的亻朕匜[yí]。此铜器器身上有157字铭文，经过研读，竟然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更特别的是，在这里“判决书”里，不仅记载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一起民告官案件，还有中国最早的法官受贿情节。
上述“刨”出来的故事，主角都是农民兄弟，下面这起则是战士挖战壕时挖出来的故事。
事发1947年，时值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一次战事中，一位战士挖掩体好事出来了，他也是一锹下去刨了一件珍贵文物——后被称为“刘公匜”的青铜匜。
这位战士也不知道这铜疙瘩是什么东西，像水瓢又不是家里用的那种。估计这铜疙瘩是好东西，战士当时想也没想，便将宝物上缴了，最后到了刘伯承手里。
（战士挖战壕）刘伯承见到此物十分高兴，当宝贝收着。战争时期也没有专门地方保管文物，刘伯承便将其一直带在身，转战各地。后来遇到了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刘伯承便将这铜器拿给他看了。出于文物的安全，刘伯承最后干脆将其赠给了范文澜，嘱托其妥善保管。
范文澜不贪，1949年他将这件铜匜捐赠给了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现在名叫“中国国家博物馆”）。因为此物是经刘伯承保存下来的，圈内索性称它为“刘公匜”。
刘公匜正式名叫“螭[chī]纹铜匜”，经鉴定属春秋时代之物，为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为客人洗手所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说的就是这种事情，“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
刘公匜不大，是中国迄今所发现青铜匜中最小的一个（见上图），虽小却相当精致，三只足上饰有变形蟠螭纹。蟠螭纹是商周时青铜器上流行饰纹之一，除了蟠螭纹，还有饕餮纹、凤鸟纹、龙纹等。
传蟠螭是龙属的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早期龙，《广雅》里就有“无角曰螭龙”的记述，这件战士挖出来的青铜匜，上面的蟠螭正是这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