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出浴”与摩登上海

2018年09月29日 11:08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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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离不开女体的日常消费。从好莱坞电影、新感觉小说、海水浴场、封面女郎,乃至小报的流言蜚语……诸如“模特儿”“肉感”“裸体”等字眼无所不在,无不刺激感官、撩拨想象。媒体不等于女体,但没有女体就失去动感和活力。对于这些我们很难用道德评判就能打发掉,说完全为了满足男性的窥私癖也属片面,事实上是文人、印刷资本与社会大众合谋,包括女性参与的结果,与“新女性”的都市现代史有关,体现了某种中西新旧之间冲突与融汇的中国方式。

  晚清以来的报纸与小说如《点石斋画报》《海上花列传》就有表现女性与都市时尚的内容,但上述女体消费的“肉感”倾向得从清末民初的“杨贵妃出浴”说起。

  “杨贵妃出浴”图的现代谱系

  “出浴”一词所含的窥秘遐想当然缘自女体,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挑开了文学空间的帷幕:“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唐明皇“赐浴华清宫”不光炫耀其专宠杨贵妃的排场,作为“天生丽质”的特质,其“凝脂”成为凝视的焦点。从“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来看这一点,如果与曹植的《洛神赋》作比较,对美人的外观与体态的兴/性趣转向“体验”,是更为世俗与人性的。尽管两人到头来“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香艳的记忆犹如绽开在历史废墟上的一朵“恶之花”,成为酝酿文学“意淫”的象征,且启发了身体游戏与快乐的文化政治。

  骚人墨客对明皇与杨妃的传奇一向浮想联翩,与各时期的道德与文学风尚相制约。如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便是名作,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遐思累积,在明代仇英的《贵妃出浴图》中“赐浴”变成“出浴”,杨贵妃变作主体,在民国时代成为一个专题画种,同题之作继踵不绝。如1910年1月《小说时报》刊有《仇十洲杨妃出浴图》,似乎是这一画题最初进入上海了文学杂志;在1934年《艺林月刊》上有王美沅《杨妃出浴》图(五十二期,第7页),杨妃与二女官的构图如出一辙,而形象与背景皆改作;1949年之后又有女画家王叔晖临摹王作而稍加损益。这些属直接影响的例子,对于杨妃出浴图的艺术想象与流传颇具代表性。

  也有题画诗。1911年《国风报》上尧生《仇英出浴图》诗曰:“春痕玉一池,照影避人窥。衣桁花前亮,香云露雪肌。翠涵湘女怨,红颜洛妃辞。小立羞明镜,芳情心自知。”上引仇英之画没有照镜的细节,故此诗应当另有所指。杨妃出浴是仇英喜欢的题材,1918年《小说丛报》第八期有《仇十洲画贵妃出浴图》,即与《小说时报》上的不一样。尧生这首诗没什么不雅,但这么刻画出浴杨妃的羞涩心理并公诸大众传媒,毕竟有悖“文以载道”的传统教条。其实民初流行“香艳”体,窥视女体属时髦题材,如汪石庵编的《香艳集》于1913年出版,内有樊增祥描绘女子闺房私情的《十忆集》,其中《忆浴》专写女子洗浴的情状,其中一首曰:“解裙量度小腰围,犹著轻兜一色绯;记得华清池上见,一生心折画杨妃。”诗中的女子心念追摹杨妃,也可见历史记忆的延绵,不乏仇英这类出浴图的影响。樊增祥是前清高官,民国建立后在沪上当遗老。他的《十忆集》属于向来为道学先生斥责的“香奁”体,却从女性心理方面开掘,颇具新意而风靡一时。像他这样身份的作“艳诗”,与其说他颓唐,毋宁是感受到时代风气的转移,说明传统诗学也在急剧变动中。

《仇十洲杨妃出浴图》,《小说时报》第三号,1910年。《仇十洲杨妃出浴图》,《小说时报》第三号,1910年。
王美沅:《杨妃出浴》,《艺林月刊》第五十二期,1934年。王美沅:《杨妃出浴》,《艺林月刊》第五十二期,1934年。
王叔晖:《杨妃出浴图》(年份不详)王叔晖:《杨妃出浴图》(年份不详)
《仇十洲画贵妃出浴图》,《小说丛报》,1918年。《仇十洲画贵妃出浴图》,《小说丛报》,1918年。

  民国时期“贵妃出浴”的画作不绝如缕,包括国画、油画、连环画、漫画等画种,不乏名家染指,当另作专题考察。本文旨在揭示清末民初之交由“贵妃出浴”引出的“海水浴”与“裸体”的一系列图像展示,从商业逐利角度看,在这些语词之间玩弄文字游戏,尽移花接木之能事,为的是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然而从文化价值上,则利用日常惯用词语暗度陈仓而倾心西化,输入有关女体体育健美、艺术审美等观念,开启了都市日常启蒙与消费的现代性之旅,其影响十分深远。

  “出浴”与“海水浴”的互文借用

  继《小说时报》面世之后不到一年,1910年8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属商务印书馆旗下刊物,作风较谨慎。我们可看到这两份小说杂志及其他杂志,如何在“杨贵妃出浴”与“海水浴”“海水出浴”等词语之间转接与借用,皆伴之以图像。这类消费性亮点也透露出文化产品之间互相竞争的生态,其中图像资源与印刷制作技术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1年4月《小说时报》第九号刊出三张题为“东西美人海水浴图”的照片。“海水浴”在十七世纪欧洲伴随着“海水浴场”出现,十八世纪末流行于欧洲各国,二十世纪遍及世界各地。1908年《重庆商会公报》有《海水浴之功效》一文,介绍一些与海水浴有关的季节、水温等基本知识,说海水含有盐分,能起到刺激皮肤与增强抵抗力的作用。1911年7月《东方杂志》(八卷五号)有“比利时鄂斯登之海水浴场”的照片,而在同一月《小说月报》刊出五幅“东美人海滨出浴图”,与《小说时报》的标题比较,《小说月报》略作改动,似随意把“杨贵妃出浴”中的“出浴”一词取代了“海水浴”,由是改变了“出浴”的语境,原来局限在女性私密领域,现在移至海阔天空,同时将原来的“海水浴”变为“海滨出浴”,仍然不失外来健康观念的掩护,却把女体转化为具合法“公共性”的窥视对象,带来一种暧昧的情色想象,这样通过互文交杂开启了一种新的大众消费的现代性文化空间。更有甚者,就在同一月《小说月报》推出了“闰六月”“临时增刊”,其中有《东美人海滨出浴图》,由四张图组成,五彩着色,非常鲜丽。

东西美人海水浴,《小说时报》第九号。东西美人海水浴,《小说时报》第九号。
比利时鄂斯登之海水浴场,《东方杂志》,1911年。比利时鄂斯登之海水浴场,《东方杂志》,1911年。
《东美人海滨出浴图》,《小说月报》,1911年7月。《东美人海滨出浴图》,《小说月报》,1911年7月。
《东美人海滨出浴图》,《小说月报》“闰六月”“临时增刊”,1911年7月。《东美人海滨出浴图》,《小说月报》“闰六月”“临时增刊”,1911年7月。

  这几幅彩图很像明信片,不像在海水浴场,如“海滨出浴”的标题所示,海滨具装饰意味,女子们在摆弄姿势,具戏剧表演性,当然更有观赏价值。两份小说杂志在标题上玩花样,也是有意无意地争奇斗胜,讲究消费策略的表现。

  “裸体”登场与女性参与

  绝非偶然,接着1912年1月《小说时报》刊出两幅图,题为“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裸体”无疑比“出浴”更为吸睛。在此之前,《小说时报》与《小说月报》早已刊登过“裸体美人”照片,对旧文化已带来冲击,但以标题党手段与“海水浴”相连接不外乎商业考量,却为都市欲望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小说时报》第十四号,1912年1月。《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小说时报》第十四号,1912年1月。

  “裸体美人”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观念进入中国的。1910年6月《小说时报》第五号刊登了两幅“裸体美人”图,东西美人各一。为西女图题曰:“法国博物院中梅英画伯裸体美人画,价值一百五十万元。”另为东女图题“日本裸体美人写影”,身披轻纱,是一张照片。我们知道,“裸体”观念来自西方,西文有the nude(裸)与the naked(露)的区别,前者指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完美理想的人体美,后者指人体的自然形态,容易掀动世俗欲念。“裸体”作为外来观念始终碰到中国胃脾的消化问题,如刘海粟在1917年将女体写生作为美术必修课程,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另一方面艺术与商业牟利混在一起,以致“裸”“露”难分。同年《小说时报》8月号的一幅题作“意大利美术馆裸体美人名画”就是一个例子。“美术”是从日本借来的新概念,晚清时王国维盛赞《红楼梦》“为我国美术上唯一大著述”。比起上一幅在“博物院”里,裸体美人在“美术馆”展出,显得更堂而皇之,然而细看这幅意大利“裸体美人名画”,不似艺术表现的理想人体之美,姿势撩人,更像是舶来的模特儿明信片。这方面对于杂志编辑者来说,把“博物院”改成“美术馆”固然不失高明,但对于裸、露之间的界线大约也是模糊的。

  这类“裸体美人”的传播对向来以妇道、闺训乃至裹脚等重重封裹女体的旧道德来说,似乎一脚踩到底线,等于给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潮流暗送秋波,其反传统意义不能小估。此时新兴的大众媒体彼此呼应,1911年2月《小说月报》也刊登了一幅《西洋美人裸体图》,倒是典型的希腊风格的裸体图,其色彩今天看来还相当明艳。

  回到1912年1月《小说时报》的《日本海水浴之裸体美人》,在“裸体”与“海水浴”作了一次拼贴,形成一种新的次类型,同一年《民权画报》做了个游戏,以“美人海滨出浴图”为题悬赏征稿,而提供的原图是个西洋裸体美女,应征的有不少,凡得奖的一一公布。赢得第一名的是这个美人被画成一个寡妇,一个男人向她求婚,题词曰:“屈膝吻手,长跪求婚。此某总理对某孀妇之丑态。”1912年6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不和而提出辞呈,由陆征祥接替,其妻是比利时人。《民权画报》具浓厚的反袁倾向,这幅求婚图大约是讽刺陆征祥的。

  《民权画报》的这一悬赏主题以图文互证的方式把“裸体”与海滨“出浴”拉在一起,不消说足使受众弹眼落睛,且比杂志传播更广,由此可见这些传媒彼此呼应,推波助澜,而最为大胆的莫过于1914年10月创刊的《眉语》杂志,以裸体女郎作为封面,内页图像部分有两幅裸体照。该杂志由高剑华与她的女性团队编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这么宣扬裸体美人其意义就非同一般。封面出自当时富于争议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手笔,与一般东西洋裸体美人的图像不同,画的是中国女子,显然更具争议。内页的一张是裸女牵马,上下分别题为“西方虞姬”和“调骓图”,另一张裸女披纱,题为“西方杨妃”和“出浴图”,直接切入仇英画作以来的时尚脉络。标题通过使用“虞姬”和“杨妃”的典故把西洋裸女的意涵中国化,也是一种创格,与王国维通过叔本华哲学诠释《红楼梦》的方法试殊途同归,实际上与封面一样,造成与裸体艺术零距离效果,有利于中国实践,当然更具挑战性。

  从1914年10月至1916年4月《眉语》共出刊十八期,有六期以中国裸女作封面,内页西洋裸女照达三十余幅。该刊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禁止而停刊,罪名是“猥亵”“荒谬”等,如研究者指出,作为该研究会成员的鲁迅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至于究竟如何则是另文讨论的题目了。

  (本文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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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杨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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