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美术报
原标题:宋人的簪花
男士簪花,唐已有之,杜牧曾有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即为明证。据传,唐时科举,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们,出于多年寒窗苦读、一朝得中的狂喜难捺,往往要在长安的曲江举办一次庆祝集会,称为“曲江会”。会前,先要选派两位同科进士中的美少年充作“探花郎”,去长安各处的名园采摘时花,到宴会那天供新科进士们簪花之用。可以想象当时路人争睹“曲江会”的热闹场面。但总的来说,唐朝簪花属于个别事件,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
男士簪花,唯有在两宋时期才是一种时尚的流行,可谓自上而下蔚然成风。比如,当年37岁的苏轼就曾于一场酒宴后说自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场“花事”。
宋熙宁五年春,杭州太守沈立到安国坊吉祥寺赏牡丹,随行者中,就有上任杭州通判不久的苏轼。那天,春和景明,花气袭人,诗酒乐作,好不热闹。座上共53人,大多酩酊大醉。令人称奇的是,那天的赏花酒会,围观的杭州市民竟达数万人之众。几万人围观几十人喝酒,这是什么阵势?想必吉祥寺附近的交通基本瘫痪,大批治安人员也十分忙碌吧?关键是那天的大小官员,包括苏轼在内,可能是酒酣意足、兴致盎然,居然头上都簪着花。女人簪花无可厚非,是一种风情和风景,问题是男士们簪花,且都为政府官员,颇让今人难以想象。我估摸,那天他们极可能头佩牡丹,为何?因为那天他们赏的就是牡丹,且牡丹也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此说来,那份魏紫姚黄的绚烂是可以凭空想象的了。有人可能会问:果有此事吗?那得看你信不信苏东坡,因为此事的记载见诸他自己写的文章,名为《牡丹记述》,不妨查阅。
不管怎么说,宋代男士簪花史上最盛(至明清已式微),这倒无关乎宋人的性情风流或独特癖好,而是当时的一种风俗使然。究其因,和才子皇帝宋徽宗是脱不了干系的。拿现在的话说,在簪花这事上,他是“始终站在了时尚前沿”,起到了引领和垂范的作用。比如,这位皇帝每次出游,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不仅自己簪花,作为标配,护驾的下级官员、警卫侍从也是人手一朵。可以想象,那年头汴京的百姓,时常有机会看见一长排步伐整齐的皇家卫士,从宫门中“花花”而出的奇异景象。
宋徽宗做皇帝实在不是一块好料,这被后来的靖康之耻所印证。但他书画皆能,堪称大家,甚至还精通花道。据载,他花了不少功夫亲自制定与簪花相关的实施细则:比如赐给贴身卫士每人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别小看这枝金花,每天晨起,大内卫士们揽镜佩花,就如同持有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大内。翠叶金花是一种皇家标识,对民间则是禁忌。《水浒传》第72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说的就是小旋风柴进,靠一朵翠叶金花才混进睿思殿的。
起初,簪花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不过风气一开,就得考虑底层的民意。老百姓逢年过节或搞庆生什么的想簪花就不可以啊?为一朵花而让老百姓不爽值得吗?庞大的市场需求,加之顺应民意,没理由不大力发展花卉养殖业呀。于是取消“花禁”,簪花这档子事就渐渐普及开来了。无论达官公卿、诗家词人,抑或一本正经的理学家和大刀片子霍霍的赳赳武夫,都是人各一朵鬓边花。还得说《水浒传》,大名府小押狱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虽然是专司行刑、横眉怒目性子刚烈的“刽子手”,却成天打扮得花里胡哨,人称“一枝花”;病关索杨雄,也是“鬓边爱插芙蓉花”的;至于梁山一群小喽啰,则胡乱地在头上插些不知名的野花。不过,用什么花还得按时令来,比如重阳节肯定插菊花;五月里不妨插朵石榴花;大好春色中除了牡丹花以外,桃花和梨花也是不错的选项。
南宋时,在庆贺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八十华诞的御宴上,“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诗人杨万里描述了这场盛会的情景:“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此番描述,令我此刻微阖的眼底,隐隐浮现出一个花团锦簇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