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父亲去世整10年，我们在家建这个小型泥炉博物馆，既是怀念他老人家，也是想把泥炉制作这门老手艺传承下去。”近日，在武昌后长街33号一家由老平房改建的小型泥炉博物馆里，记者见到武汉最早的泥炉手艺人叶国铭的儿子叶先勇。叶先勇说，提起他父亲的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用过他做的煤炉子的武汉人绝对数以万计。他的父亲大半生都在做炉子。
“泥炉王”家的故事
她和老伴儿做了半世纪的炉子
记者发现，这家小型泥炉博物馆除了收集各种老煤炉，还有不少迷你泥炉，最小的可放在手掌里，年代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广西、江西不同地方的炉子，也有白泥（观音土）和红泥不同材质的，还有盘式、直桶式等多种样式，而且炭炉、烧柴炉和煤炉应有尽有。
博物馆的主人是位86岁的老太太，名叫胡玉华，她跟老伴叶国铭在这里住了60多年，一起做了半世纪的炉子。
“说起做炉子，还有一段故事。”胡玉华说，1953年，老伴坐火车去投奔湖南的哥哥，车上遇到了湖南人谭风群夫妇返乡。闲聊中，叶国铭得知他们是做泥炉子的，原打算在武汉做这门营生，可是没找到合适的场地。叶国铭仔细询问做泥炉需要的条件后，决定跟他们一起合伙在武汉做这事，并说动他们在下一站江夏大花岭下车。
当叶国铭把谭风群夫妇领回家，并跟家里人说要跟他们一起做泥炉。全家人除了胡玉华外都反对，公公婆婆还劝她：“做这个又脏又累，你么受得了？”21岁的胡玉华坚定地站到丈夫这边，武昌地区最早的民用泥炉作坊便在蛇山脚下的西大街黄土坡开张了。
“那真的是苦。”胡玉华说，从选土取土、晒干碾碎筛细浸泡到和泥；从模具翻制到修整毛坯炉，再到开炉门、平炉脚、复内膛、外涂泥浆、晒干；最后烧窑、制内胆，给泥炉周身用铁丝编箍、做提手，共十几道工序，每批制作需10至12天，冬季雨雪天还要延长。
老太太说，最累的是和泥，得用脚和，冬天赤脚在冰冷的泥团里那叫一个刺骨冷，还怕泥里混了杂质。有次老伴一脚踩到一颗钉子，顿时鲜血直流。烧窑得三天四夜守着，一旦火熄了一窑的炉子就废了。
第一批泥炉做好后，武汉市民还很少见过这种广西样式的炉子，那时普通家庭家里用的是砖垒的土灶或用铁瓮做的简易柴火灶。大家见它的第一感觉是，这么精巧能不能承得起一壶水。叶国铭在街头叫卖时想了个主意，把这个白泥炉子倒过来，他一下站在炉底上，“看，我站在上面都没事，您家回去煨一铫子汤保准承得起。”这一招蛮管用，买的人逐渐多起来。
与时俱进多次改配方
叶师傅做的炉子特别能熬火
1956年12月，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需要，蛇山脚下西山坡土地被征用，谭风群夫妇退出了合伙，叶国铭夫妇举债购置了现在住的地方，继续开泥炉作坊。
取观音土的梅家山一带原来属于郊区，后来被划入城区发展范围，他们做炉子就没法取土了。叶师傅只好改用远离市区20多公里的武南铁路线外的黄泥土，经过多次配方实验和烧制，最后成功地将“红泥煤球炉”推向市场，得到老百姓的欢迎。
上世纪6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从煤球、煤饼改烧蜂窝煤，叶国铭也适时推出新型的“红泥蜂窝煤炉”。后来城市里的黄泥土也越来越难取，生产泥炉子已不现实，他想到用油漆桶改制“铁皮炉”，琢磨出在炉胆与铁皮之间填充珍珠粉等保温材料，并在炉门上想到二次进风的办法，这种炉子一面市就受到市民的欢迎。
“叶师傅做的炉子特别能熬火。”许多老顾客说，晚上炉门封好，第二天早上炉子上不仅能烧热一壶水，烧过的煤还能给别人家引燃新煤。每逢冬季和春节来临，他家的煤炉子供不应求，每年2万个炉子畅销武汉三镇及周边市县。
叶国铭经历过1959年“公私合营”和1968年被武昌区手工业局管理并入武昌解放综合社，但一天都没影响他的生产，因为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炉子。他生产的泥炉产品曾多次被武汉市和武昌区政府授予“一厂一品”先进称号，叶国铭、胡玉华也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工作者。
改革开放后，年过六旬的叶国铭本可退休享清福，但他甩开膀子第四次创业，一直做到2000年左右，因为自己实在做不动了，而且烧煤的人也不多了。
为怀旧也为传承
这里能留住武汉的老时光
最近几年，儿女们收拾叶国铭以前做炉子的老物件，勾起了母亲胡玉华的怀旧情结，就托人买回观音土，自己没事在家捏一些小白泥炉。没想到自己的儿孙及他们的朋友看到后，都惊讶这可是好宝贝啊——既有艺术性，还能守望武汉的一段老时光。纷纷索要，甚至国外的朋友也打电话要她给自己留一个。于是老太太捏得越来越起劲，趁着父亲去世十周年之际，儿女们把这些宝贝展示出来。
一些街坊和亲朋纷纷来观看。他们说，那个年代不管是平房居民还是单位宿舍楼，以及高校筒子楼，都少不了这种煤炉子。许多人睹物思旧，那时，新成家、逢年过节、冬天取暖、或添小孩要烘尿布的，都会上门求购，一定记得武昌后长街做炉子的那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叶先勇说，他们兄弟姊妹五个都很早离家，没有一人继承父母的手艺。“我们展示这些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家存点念想，更希望这个老手艺和历史文化能得到发掘和传承。”
文/记者王震 图/记者苗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