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电影《邪不压正》中，廖凡和朱元璋的神奇撞脸让“廖凡 朱元璋”的梗上了热搜。在历代帝王肖像中，明太祖朱元璋的肖像画存世量较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相貌反差也非常之大。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朱元璋？
十多天前，一篇名为《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建了一座赝品博物馆？》的质疑文章让重庆大学博物馆成为公众持续关注的焦点。而核心问题则在于，这些“文物”是否经过专家的鉴定评估？
文物的鉴定和收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但事实上，它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遥远。去博物馆看展，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成为了一件非常时髦、有范儿的事情。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清明上河图》全貌展出，游客们为此不惜排队10小时。2017年，故宫博物院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展》，和《清明上河图》一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展出，依然是万众争睹。
今年年内最后的一个长假国庆节，北京的各个博物馆也出现了爆棚现象，像国家博物馆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中国美术馆的“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的“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等，都非常受到青睐。
近日，一场名为“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的讲座在佳作书局（798店）举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书画研究所所长朱万章与艺术史博士、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李松一起，从书画作品本身出发，解读书画内外所蕴含的文化与艺术基因，探讨鉴藏中作品的真伪、传播与影响，畅谈那些进入经典美术史写作的重要书画作品，以及游离其外的一些书画作品。事实上，美术史与书画鉴藏密不可分。我们熟悉的中国美术史，都是建构在作品鉴定与收藏基础上的。
在北大博雅讲坛上，朱万章（右）与李松就“书画鉴藏和美术史”展开了话题。
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对作品本身的考定
在国家博物馆从事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的朱万章从正在国博展出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谈起，提到其中书画方面展出的《伯远帖》、《五牛图》等都是中国美术史上耳熟能详的名集。朱万章曾在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他所过眼的历代书画收藏数以万计，他将自己在博物馆工作近三十年来所过眼的重要的书画名集考证和研究写成了《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一书。朱万章说，美术史研究重中之重的基础就是书画鉴藏，“如果我们对某一件作品的真伪都搞不清楚的话，就谈不上是美术史研究。”从这个角度说，从事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作品本身的考定。
《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朱万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朱万章曾描绘自己在博物馆工作的感受时说，此种工作的便宜，是可以上手，可以近距离把玩，若有喜欢的东西，可以长时间瞻玩，这种经历培养出他对艺术品的“奇妙感觉”，同时增广识见，日积月累，便有对一些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基本印象，在无形中就会对真伪的判断形成倾向性意见。
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山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从事书画鉴藏与研究，著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书画鉴真与辨伪》《画林新语》《画里晴川》《梧轩艺谈录》《鉴画积微录》《明清书画谈丛》《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等论著。兼擅书画，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学之余：朱万章绘画近作集》等。
韩滉的《五牛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李松说，《五牛图》他看过几次，这次国博的展出有点遗憾，受柜子长度所限，没有打开后面的题跋。而在后面的题跋中，有赵孟頫的三段题跋，以及乾隆的五处题跋，可以分别据此看到这幅画作所经历的历史和过程。在辨识真伪之后，第二步就是认识，那么，这幅画作有意思吗？五头牛画得好玩吗？为什么它是国宝级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唐朝画作太少了，物以稀为贵吗？在李松看来，这些都是辨识之后需要认识的问题。
李松，笔名李凇，艺术史博士，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元培学院导师。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研究所Heinz Götze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艺术史，著有《神圣图像》《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一卷）、《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陕西佛教艺术》《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远古至先秦绘画史》等。
廖凡和朱元璋的神奇撞脸？谁才是真正的朱元璋？
在活动现场，主持人赵阳从电影《邪不压正》中，廖凡和朱元璋的神奇撞脸讲起，将话题引入了朱元璋画像。谁才是真正的朱元璋？在历代帝王肖像中，明太祖朱元璋的肖像画存世量较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相貌反差也非常之大。
廖凡刻意将下巴微微突出，与画像中的朱元璋角度保持一致，加上姜文特意为朱元璋加上的两撇胡子，两人相似程度高达90%。
在活动现场，朱万章说，朱元璋的画像有两种形象，我们所看到的电影《邪不压正》中，和廖凡撞脸的作品是国家博物馆的摹本，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肖像画则非常伟岸。“一个人居然有两种不同的形象，这在中国肖像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国家博物馆所藏，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两件作品都来自于正统，都是从宫廷流传下来的，都是从明代的宫廷流到清宫，然后由故宫移交给国博——台北故宫是直接从清宫运到台北。说明这两种形象被宫廷所认同，尤其是被朱元璋所认同。
在《过眼与印记》一书中，朱万章分别把这两种形象称为“异相”和“正相”。为什么会出现“异相”？朱万章表示，据文献记载，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做的帝王，从正统来说，他不是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政权，所以他一定要宣扬自己的合法性，他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认为奇人有“异相”，认为自己是龙头，天子下凡，这是他自己的理念。
另一个形象则是出于个人安全考虑，“朱元璋上台以后杀了大量功臣，结下了很多的仇怨，所以他一直怕有人刺杀他，所以他要把自己的形象鱼目混珠，据一个文献考证，他专门征集一批画家对着他画像，画像之后把他的肖像给他看，凡是画得很像的全部当场杀了，其中一个人故意画得不太像，画得像猪腰子、龙头这样的，那个人幸免于难，朱元璋让这个人画了很多张，把这件作品赏赐给大臣，对外宣称这是他真实的形象，其实反而在宫廷里的是他的‘正相’。”
朱元璋的“异相”与“正相”。
而之所以可以证明宫廷里的是“正相”，朱万章考证出了两个“铁证”来证明：“一是明朝有一位陈姓大臣，是浙江绍兴人，文献记载他是朱元璋时代的大臣。陈姓大臣被当时很多人写书说他的样子特别像朱元璋，后来我通过多方考证，找到了这个人的形象，果然他的形象和朱元璋正相很相似。
还有一个铁证，从遗传的角度，朱元璋的儿子、孙子，包括到崇祯、万历，几乎都是以这个形象延续下来的，如果他的祖上长得像龙头、猪头，可能后面的皇帝形象大同小异，不会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后面皇帝的样子都跟正形象比较相似，我通过这篇文章把整个脉络清晰梳理出来，所以廖凡所主演的《邪不压正》里面朱元璋的肖像，实际上是一种伪像，但是是被朱元璋所认同的伪像，因为有他的政治目的和个人目的，造成了这种形象，研究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徐悲鸿对《八十七神仙卷》的判断现在看来有些问题
去年是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一百周年，最重要的展览就是徐悲鸿回顾展。李松说，因为半年前中国美术馆也做了徐悲鸿回顾展，因此中央美术学院就将徐悲鸿的收藏与作品一起做成了一个大展，叫“悲鸿生命”。这四个字来自于徐悲鸿的印章，就叫“悲鸿生命”，那为什么刻这个印章呢？李松说，这和徐悲鸿收藏的一幅画《八十七神仙卷》有关。他提及当时展览的火爆场面，为了看这张画，许多年轻人要排队三个小时。之所以这样火爆，是因为这幅画虽然以前也展出过，却没有全部打开。
李松提到这幅画有一个双胞胎画，就是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季迁收藏的《朝元仙杖图》，但在王季迁过世以后，这幅画的下落成谜，一直没有正式露面。但李松恰好收藏有《朝元仙杖图》的复制品，这幅画是在王季迁家扫描制作的，基本可以以假乱真。李松说，中央美术学院的这次展览，是中国历史上两幅画第一次摆在一起的展出，虽然一张是真的，一张是复制品，“这就是这次展览轰动的原因。实际上两幅画摆在一起这就有比较，我们做鉴藏工作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比较，我们可以比较两幅画分别的特点。”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传为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制，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李松说，《八十七神仙卷》是徐悲鸿的镇馆之宝，“徐悲鸿先生两次把自己所有钱掏出来买这幅画，因为中间被人偷走了，所以他不得已后来再把自己的钱掏出来，钱不够，再把自己的一批画送上去，两次都是这种方式。”李松说，当时是1937年，徐悲鸿自香港购买回这幅画以后，和张大千说这是一张唐代吴道子的画，“他的艺术判断力是正确的。他认为这张是中国艺术史上最好的人物画，当时他没有用‘之一’，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能够画这样水平的人就三五个人。”但在徐悲鸿过世以后出现了分歧，认为这幅画作的时间可能是比《朝元仙杖图》更晚，是南宋的画。李松认为徐悲鸿当时的判断在现在看来有一些问题。朱万章对此进行了补充，他也认为徐悲鸿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的时代气息，时代风格完全到不了唐。后来为这件事我还和李老师讨论了一下，我说最早到北宋，到南宋是比较稳妥的，再往南宋以后也不太可能了，因为整个画面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包括画面和风格，不断显示宋，而不是显示唐，这就给我们很大的体会。”
博物馆是美育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朱万章认为，现在学术界，尤其是美术史学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轻易否定前人的结论，比如《千里江山图》。“如果你对这件作品找出一个铁证，让大家信服，可信度非常高的结论，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但是如果你只是揣测的话，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混乱和不确定性。”为此，朱万章给出一个忠告，“包括像启功、徐邦达、谢稚柳等人，他们都对我们有一个忠告，什么忠告呢？我们对前人的定论，如果找不出推翻他的结论，一般我们就约定俗成。比如说，大家认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是北宋的，我们就按照这样，从宋朝以来大家一直这么定的。什么算铁证呢？一是你找到了文献方面的证据推翻它，还有你找出科技的证据。”
王孟希《千里江山图》（局部）。
但朱万章也强调，实际上这样的证据不太容易找到。“所以我们在做书画鉴定或者美术史研究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尤其是刚刚涉足美术史研究的人，要特别注意。”朱万章从1992年开始从事书画鉴定，师从全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苏根春。他忆及苏根春曾经的教导：我们从事书画鉴定实际上没什么窍门，需要下一些笨功夫和死功夫，当你对某一项东西特别专注，或者多看书、多看文献、多看作品的时候，自然而然慢慢地就会了，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没有什么窍门可言。”
朱万章说，除了学院之外，博物馆也是美育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大学更多是从课堂上、书本上传递给大家美育知识的话，博物馆主要从实物，从文化遗产，从前人所留下来的艺术精品中给大家提供这种美育教育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