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永神遥明小品》是学者吴承学研读晚明小品文的札记随笔集。他认为小品文是晚明文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其在传统古文“文以载道”的轨辙之外另立一宗，以悠然自得的笔调和漫话絮语的形式体味人生。本文摘自该书，原题为《追源溯流说文体》，由澎湃新闻经领读文化授权发布。
小品，这是人们比较熟悉同时也不甚了了的文体。我们都知道哪些作品叫“小品”，但假如要为“小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是一道不易解答的问题。
细究起来，“小品”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文体概念，它不像小说、戏曲、诗词、骈文等那些文体，在艺术形式上有某些鲜明具体的标志与特点。其实更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或者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文体，它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晚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序、跋、记、尺牍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不过，综观大多数被称为“小品文”的作品，仍然有其大体上的特点，但这种特点不是表现在对于体裁的外在形式的特别规定，而主要在于其审美特性，这种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小”。这便是篇幅短小，文辞简约，独抒性灵，而韵味隽永。
我们今天所谓的“小品”是一个文学概念，但它却是来源于佛经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引释氏《辨空经》说：“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鸠摩罗什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二十七卷本与十卷本两种，一称作《大品般若》，一称作《小品般若》。所以“小品”的原意是与“大品”相举而言的，小品是佛经的节文。小品佛经因为简短约略，便于诵读、理解和传播，故颇受人们的喜爱。如六朝的张融《遗令》就写道：“吾平生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临死尚念念不忘“小品”，可见其受欢迎之一斑，但“小品”一词在当时并不具备文学文体的意义。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了晚明，人们才真正把“小品”一词运用到文学之中，把它作为某类作品的称呼。这可以从当时的出版物的名称得到有力的旁证。晚明有不少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子，专集如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陈仁锡的《无梦园集小品》、王思任的《文饭小品》、潘之桓的《鸾啸小品》、朱国桢的《涌幢小品》等；选本如王纳谏的《苏长公小品》、陈天定的《古今小品》……而小品文在晚明也从古文的附庸独立而成为自觉的文体。
为什么小品会在晚明勃然兴盛，这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一方面明人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赋予小品以独立的艺术品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小品的艺术特性，使小品成为一种富于个性色彩、表达相当自由的文体。
杨柳依依，绿树成荫，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长成的，温润的气候和肥沃的水土还需要种子和时间的培育。尽管小品一词到了晚明才具有文学文体的内蕴，但从文学内部发展来考察，中国古代小品文可谓源远流长，关于小品文的起源有人甚至追溯到诸子散文，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就认为在先秦诸子和一些历史典籍中，已有小品文的雏形了。比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认为此一章只一句话，即可认为是文学的，我们可目之为文学中之小品。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他认为此章仅两句，但亦可谓是文学，是文学中之小品。（《中国文学讲演集》）先秦诸子那种情味隽永的格言式语录，从广义的小品文形式来看，也可算是此中珍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大量可真正称为小品文的文章，除了《世说新语》之外，像陶潜的《桃花源记》、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乃至《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中的篇章，它们不但是成熟的小品文，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佳妙绝伦的境界。而在唐宋的散文中，小品杰作更是数不胜数了。
晚明小品尽管渊源久远，但在前代作品中，六朝小品与宋人小品对晚明小品影响最大。
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世说新语》一书。此书在晚明影响很大，被文人们奉为圭臬，成为名士、文人清谈的经典。如邢侗在《刻世说新语抄引》中说：“盖自隆、万以来，而《世说新语》大行东南天地间，若发中郎之帐，而斫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谈，士不授不得称名下也。”晚明人之所以喜爱《世说新语》，主要是因为喜爱魏晋的清谈风气和放达之风，但同时也与喜爱其文采风流有关系。《世说新语》精要简远，高情远韵，令人回味不已。晚明小品也喜欢采用《世说新语》式的语言，如孙七政的《社中新评》，品评了四十三位诗社中的诗人，如：
莫廷韩为人正，如淮南小山作《招隐》，悲怀远意，不出骚家宗旨。而以气韵峻绝，独称高作，宜其为风流宗。
张仲立为人才高灿发，而托意幽玄。正如冰壶秋月，本宜着烟霞外去，乃强使适俗，故少年即多子建忧生之嗟。
张幼于为人好贤如渴，有古人风。前辈风流，萧索殆尽，若非之子，吴门大为岑寂。是于我辈中，有中兴功。
康山人幽致洒然，直意其闲猿野鹤群耳；及为君死友万里负骨，竟有铁石心肠。岂惟山人，抑且国士。（《明文海》）
这种品评都是重精神而略皮相，以匠心独运的形象性语言，来反映人物的风神个性，颇得《世说新语》之髓。
晚明小品中书札也明显受到《世说新语》的巨大影响。现以《尺牍新钞》中刊载的晚明书札为例：
深院凉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结，墨花粉吐。梧桐萧萧，与千秋俱下。
诗文非怨不工。我于世无憾，遂断二业。
自去年已来，万事了不动心，惟见美人不能无叹。
小窗秋月竹影之间，时杂幼清，不若元常轩后，止见万竿相摩，了无一人影也。（卷之二·宋懋澄）
中年哀乐易感，触事销魂，虽复强颜应世，而内怀愤愤。每一念至，卒卒欲无明日。
雨中抱郁，且人境尘喧，悲秋之士，极难为情也。稍朗霁，西出图面。不尽缕缕。
仆平生无深好，每见竹树临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卷之二·莫廷韩）
入夏暂学闭关，益懒酬对。驰思足下，如暑月凉风，招摇不能去怀抱。（卷之四·茅维）
这些语言正得六朝之风流余韵，不管是有意模拟还是无意识的影响，总之形神兼似《世说新语》，有些甚至置于《世说新语》之中，也并不多让。
与六朝文相比，明代在文化上的联系与宋代更为密切，宋代散文小品对于晚明小品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广泛。宋代散文繁荣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宋人的笔记、笔谈、杂记、笔录、 随笔极多。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这几位文学大师的随笔作品对晚明文人的小品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阳修那些尺牍、题跋、随笔、札记涉笔成趣，优美而隽永，具有一种摇曳的“六一风神”。东坡的散文短制如行云流水，纯任本真；萧散简远，高风绝尘，不求妙而自然高妙。它们虽然不以小品命名，而实是小品文中的无上佳作。徐渭最佩服东坡，他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说：“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是随事记录便是文。”东坡小品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东坡对于晚明各种流派的作家都有巨大影响。虞淳熙曾生动地比喻说：“当是时，文苑东坡临御，东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堕地，分身者四。一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为若士身，得其灿眉；一为文长身，得其韵之风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璧府，散炜布宝。”（《徐文长文集序》）这正是形象地说明在晚明许多著名作家身上，都得到东坡某些方面的艺术真传。
宋人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袁宏道在《答梅客生开府》中写道：“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把苏轼的作品分为“高文大册”和“小说小品”，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审美兴趣：“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苏东坡对于明人影响，首先在其放旷潇洒、豪放乐观的文化人格方面，而在文学方面，东坡也是晚明小品作家的导师。东坡小品的萧散自如，高风绝尘，自是晚明小品作家所倾慕不已的，东坡的幽默与机智也是晚明文人所喜欢的风格。东坡往往是以幽默、滑稽来排遣、化解忧愁和苦闷。古人称东坡“以文笔游戏三昧”（《庚溪诗话》），又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而东坡的不少作品都标明是游戏之作。晚明小品受到苏东坡小品很大的影响，染上幽默和游戏色彩。晚明的嘲谑、雅谑对象有诗朋文友、酒侣茶伴，既可嘲人，也可自嘲，增添社交生活中的乐趣。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四中“山静日长”一段文章：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其《清新的小品文字》一文中引用了以上这段文字之后评论道：“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闲书》）事实上，我们在晚明小品中所看到的生活情趣与艺术技巧，大多已经充分地表现在宋人小品之中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艺术地感受和表现自然与生活方面，宋人小品也是晚明小品的前驱。
题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于唐宋。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说：“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从小品艺术的角度看，宋人的题跋对晚明小品文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晚明人喜欢苏、黄，主要喜欢其题跋一类的小品。钟惺《摘黄山谷题跋语》文中认为，题跋之文，可以见出古人的精神本领，“其一语可以为一篇，其一篇可以为一部。山谷此种最可诵法。”而从黄庭坚的题跋中，可“知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不合，所以为妙”。陈继儒也说：“苏黄之妙，最妙于题跋， 其次尺牍，其次词。”（《苏黄题跋小序》）其钟情于宋人题跋，于此可见一斑。明人毛晋所辑的《津逮秘书》，以宋人的题跋为一集，并在《东坡题跋》的附识中称苏东坡、黄庭坚为“元佑大家”，又说：“凡人物书画，一经二老题跋，非雷非霆，而千载震惊，似乎莫可伯仲。”题跋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其形态短小灵活，不拘格套，符合晚明人的兴趣，这也是晚明出现大量题跋作品的一种原因。
我有一种看法，以为明代文学受唐宋影响极大，但在不同文体之中，影响又颇有不同。明代的诗歌受唐诗影响最大，而明代的散文似得益于宋文者最多，小品文也是其中的例子。
《旨永神遥明小品》，吴承学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