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聚落与村内装置艺术

　　文：陈玺安

　　背景知识：2006年，《纽约时报》将宝藏岩纳入台北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与全世界最高楼和台北101大楼齐名。该地除了拥有俗称观音亭的宝藏岩寺市定古迹之外，附近的违章建筑所形成的历史聚落，亦成为台北市历史建筑，名为宝藏岩历史聚落。2010年底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正式运营，成为台湾第一次以文化地景作聚落式保存，驻村艺术家住在老屋里，也利用废墟或旧建筑作创作。

　　越过公馆停车场前的小土丘，沿着唯一的笔直小径走去，尽头处是僻静的山庙，也是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THAV)的入口处。这个实际上由政府单位经营的艺术村去年才刚开始营运。首次造访的人们手中的镜头多半忙于对焦蜿蜒的巷道和缘山而建的房屋。原先百余户房子的主人多已离去。在都市专业者着手翻修这个山城之前，屋内并非洁净的白漆，许多颠簸的上下坡也没有安全起见的栏杆扶手。

　　从宝藏岩寺沿着山麓南面搭盖出的整片聚落空间，一开始是由自立建屋者从茅屋到砖屋，以拆拆补补回避稽查的方式形成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宝藏岩因应庞大的都市人口增长需求而成为许多社会边缘人的落脚处，这些被剥夺土地来到城市的弱势人群，在住宅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占屋。蜗民最主要的成员，是退役的国民党老兵，以及他们多数来自于农村的结婚对象。这些居民得乘着夜色掩护，从河畔偷运建材搭建。这些自立的违法造屋直至70年代中期才逐渐铺设水表、电表或装设电话。蜗民至此获得最低限意义上的合法性，成为有产的居民。后来，一户人家在小区中开始拥有多幢的房子；而房子所有权也开始从早先的占屋进入到出租与顶让的过程(然而在最后领取补助金的过程中，违建的事实却仍被官方视为攻防策略之一)。

　　到了陈水扁市长任期，政局变化。市府将过去默许违建的态度，转变为改建公园、绿化城市的推土机政策。在地的都市运动者于这个时期累积了与官方斡旋的经验(大理街、康乐里以及剥皮寮的例子)并接着进入宝藏岩，与当地居民并肩抗争。另一方面，官方在强力拆迁的方式无法奏效之际，开始以文化包装拆迁政策。正是在都市规划者的抗争战术与市府推土机的策略的引进下，艺术得以进场。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以下简称OURs)通过宝藏岩影展的方式，首次招揽艺术工作者进入宝藏岩。官方则通过政策的导向，企图以艺术家进驻来改变宝藏岩的现状。我们知道，当一群外来的暂时艺术驻户积极与在地住户接触，在公共空间发挥起“艺术介入社群”的长处，尽管其初衷是为了特定地点的制作或者希望串联起反抗的阵线，然而实际上却是驱除了原先的居民以及连带的空间意义。结果是，通过艺术家进驻的机会，让原居民迁出，并利用这个空窗期将土地收回国有。

　　游客熙熙攘攘，过去对宝藏岩空间意义的角逐，如今都变成墙上的遗迹，甚或被新驻者覆盖于上的涂鸦混杂而终究难以辨认。整个抗争的经验所留给现在正运作着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是个曾经存在之人的死物，后人也仅能凭空遥想过往的事件。

　　观光客不时倚靠着色彩鲜艳的造型立牌或者路旁雕塑摆拍起来，这必须归功于市府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台湾学者黄建宏有个颇为精准的说法：文化失忆产业)的理解；除了艺术驻村以及青年旅馆之外，宝藏岩目前是给这些以人气为标竿、对象商品化、事件节庆化的产业全然包围了。OURs在改建工程结束后早已退出，然而新的一批人带来的设计工作者进驻到水电无虞，有冷气、电扇的新工作室，开始卖起创意商品。先前在克难条件下忍受酷热与蚊虫持续耕耘的艺术家，已成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一步棋。在这个情境下，我们可以开始回头思考一层层被分化的群体：从住民的驱离(无产权的租户，暴露在法律／警力制裁的危险下)，到艺术家驻村合约的暂时性(我们不能把这个常态的情况在此视为是中性的)。

　　从华山艺文特区、剥皮寮到宝藏岩，在艺术家的创作空间渐渐被公部门回收的情况下，只有进入政府部门的管控才能进驻这些意义丰硕之处。然而，这些被整顿过、租金／地价飙高的空间，对创作者而言，这种人去楼空的状态，不啻是个文化木乃伊化(zombified)的情形。若人们还记得宝藏岩，那么尽管空间死了，精神会在下一次运动者的战术(tactic)以及市府的策略(strategy)对局中活下来。否则，文化失忆的病症将在万事太平的表面上挥之不散。

　　言至此，若期待驻村艺术家带给此地的可能性，或需暂且抛却它的丰厚历史，观察新进成员对台北的艺术空间带来的意义变革，以下便是一些生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