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露天美展，在美术馆东侧小花园。（左起：曲磊磊、刘迅、李爽、王克平

　　黄锐、马德升想办“星星美展”的计划已初具规模。我这个老早就在北京一个又一个地下沙龙混的女侠，面对多种选择，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星星画会”。冥冥中我知道这儿有自己表达的余地，“星星”准许大家在理念、风格上各执己见。

　　黄锐叫我和严力拿新画去他家预展。我们用自行车把画驮到黄锐家，他看了我的画，说：“新画？真不错！”

　　又看严力的画儿，问：“这是谁的？”

　　“严力的。”

　　“很有想法。”

　　严力说：“刚跟李爽学画，没几天。”

　　黄锐说：“没关系。”

　　黄锐家里已经摆着不少人的画儿，东拼西凑，展览差不多成形了。

　　在场的还有曲磊磊，《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的儿子，是高干子弟。

　　磊磊高高的颧骨，黝黑的肤色，彬彬有礼，小小的眼睛生气的时候都像在笑。他曾经为《今天》画钢笔插图，极其细腻的笔触，线条、结构样样完美。重要的是他笔下秀丽的人体中有一种对磅礴生命的崇敬。他着重歌颂女性、母亲，是有渊源的，回味起来至今我都动心。我和他住得很近，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画谈天，关系密切。一次他提起一个难忘的经历：“我从小孤单，虽然家庭条件非常好，但父亲受审查后，学校不让我入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打人，我哥回家说，男红卫兵特别喜欢打女人，衣服都打烂了，她们在地上滚，打人的人竟然能勃起到射精。”

　　还有一次，我们为《今天》画插图，磊磊又讲了个经历：“我后来到东北插队，当了关系兵，忘不了！我怎么也忘不了！在支援乡村建设时，我看过许多人打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据说是地主婆，女的躺在血污里……”磊磊被记忆牢牢地抓住，只顾瞧着他家立柜上堆积的行李袋，“那女的几乎裸体，脏得不行，用水给泼醒了，她求，‘大叔大哥大姐我没剥削过呀！没杀过人啊！’可她越求越打……第二天她一个人死在那儿，像屎一样。颜色，我头一次知道死亡的颜色，坏死的，变换的暗绿，黑褐色的血，蓝灰色的青筋……这情景在我眼前经常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走”。

　　不一定只有战争才让人见到痛苦，和平时期人照样会自找苦吃。苦强烈地证明我们活着。我们从中瞥见自己也有暴力的种子深藏内心。但我们最终会去粗取精向爱看齐。

　　磊磊又带来了新面孔李永存(大叔)，他是工艺美院的，在《沃土》杂志做编辑加画封面。

　　大叔在“星星”里个子最高。他声音成熟，眉目立着，却怎么也找不到凶相。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大叔？因为老成持重？还是因为个子最高？我们一口一个大叔地叫着，都很喜欢他。

　　他不管到哪儿，最后都会郑重其事地亮出他的国画。我不懂国画，看的时候就不受限制。第一个感觉是雅，第二个感觉是孤独，孤独者深沉的静，又有缅怀古代诗魂的冲动。好像他在幻想未来某一天，现代人坐在鱼肚白的拂晓里，不再需要斗争。

　　大叔见大伙眉梢上都挑起了欣赏的信号，说：“哎哟！真好，现在我要为自己画画了。”他笑完有种明显的欣慰，憨厚的笑。我觉得他好像在说，我孤独，但和你们绑在一起表达自己的孤独，是在有限里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这就是我读李永存画时的心得，但我不敢告诉他，怕男人们觉得我的想法太怪，或者凡是出自女人之口的，都要归于头发长见识短，我最好不说，心里喜欢得了。

　　这个小团体是群星，一颗照亮另一颗。这个小团体是浪，后浪推前浪。这个小团体是项链，一环挽着一环结实美丽。

　　大叔又带来了阿城(钟阿城)，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的儿子。

　　他瘦瘦的像一片微弯的大搓板，五官上没有任何可以刺激视觉的地方，蓝制服也和街上的普通人一样。他戴眼镜，眼镜象征着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那是脑袋里的，不是胳膊腿上的。所以乍一看阿城，女人是不会心慌意乱的。但最好在他嘴上贴个封条，他说话太特别了，稳、准、狠，但又不是激进分子狭隘的申辩和审判，他的话像一面照妖镜——人本性臭美嘛，受到镜子的吸引，就往镜子前凑，站不了几分钟，你会发现，已经被他扒光了。没点定力的人，还真得小心扛不住。

　　阿城和磊磊一样画钢笔画，东西很实际，无可挑剔的女人体，画得很逼真的周恩来头像。我对他的感觉是，他来参加“星星”的活动，是身子在眼睛不在，因为他说出的话很抽离，仿佛他是从老远的地方在观察一个点上的骚动。他也是“星星”初创时期难得的活宝，老有故事讲。阿城自己画不画都无所谓似的，更喜欢看，有点贪婪，爱看好东西。

　　“星星”第二次展览时，我们夜里轮班，在阿城的办公室洗作品的照片，为了白天在展览会上卖，那时他还没结婚，就睡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白天卷起铺盖卷塞到旮旯里。

　　不知谁又带来了王克平，一个做木雕的人，据说他父母亲也是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克平生于一九四九年，所以取名克平，攻克北平的意思。他生得非常有福相，宽阔的额头，鼻宽口方，眼睛看起来色迷迷的。他的雕刻作品的确很惊人，不仅有一次到位的大写意，还不缺少那种细微和尖锐。

　　“星星画会”有了小小的规模，北岛、芒克、严力、顾城、江河……许多诗人为我们的画配上诗歌。作品风格不限，有国画、油画、木刻、钢笔、木雕，地点选择在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栏杆上，日子定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号。我二十八号下午跑到青艺大庙，冲上二楼办公室——目的是找李晓斌，拉他明天去拍照片。晓斌不在。我刚要走被队长抓住，说：“李爽你可好几天没上班儿了，下个话剧快公演了，明天我们开会安排跟戏日程……”

　　我胡乱应酬说：“毛老师我一定来！”我急急忙忙骑上车，去东交民巷晓斌家，到那儿兴奋得大了舌头：“快点快点，明天，明天我们在美术馆小花园里有个露天展览，叫星星美展，你一定得来拍照片！”

　　“都有谁？”他推推眼镜问。

　　“好多你都应该认识，黄锐、老马、阿城、克平、磊磊、严力……北岛他们诗人也参加配诗什么的。”

　　“行！我明天肯定去。”

　　第二天天刚亮，我骑车到严力那儿，又去磊磊家，一起和芒克骑一辆借来的平板三轮车，拉着画，从三里河往美术馆赶。

　　八点左右，大家都集合在小花园里，除了我们还有诗人以及民刊的朋友：刘青、徐文立、老鄂。二十几个人的作品，数了数差不多有一百多件，有油画、水墨、木刻版画以及木雕。我们把作品悬挂在铁栅栏上，大概有四十米长。

　　十点以后人开始多起来，渐渐地越来越多，最后到拥挤不堪。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商量着是否收点儿钱，又一想没门没窗户，怎么收钱呢？于是就在树上挂一个小箱子，写上“意见箱”，贴了一张纸，写着有钱出钱有意见出意见。

　　我美滋滋地东跑西颠儿忙活着，心想：“晓斌怎么还不来？”正想着李晓斌来了，喘着气对我说：“我×！这——么轰动！我都骑不进来！给我他妈急坏了，不过路上我拍着不少好东西。”

　　“你快点拍吧！话留着待会儿说。”

　　克平来叫我：“李爽，北京市美协负责人刘迅来了，正看磊磊的画儿呢，一会儿就轮到你的了。”磊磊朝我们招手，领着刘迅到我的画前，曲磊磊小声儿对我说：“爽，嘴甜点儿！讲讲你的创意。”

　　“哎！”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的画。刘迅和蔼地微笑着，我对做官的总是有成见，但刘迅主动问我：“哪个单位的？”

　　“青艺的。”

　　“哦，工作之余还坚持创作呀，好！你画了几年了？”

　　“七二年就开始画了。”

　　晓斌赶过来“噼里啪啦”拍起照来。刘迅又转向磊磊和克平说：“真挺好嘛，看看你们‘星星’的一个女将。我们当年革命的时候就愁缺少女将咧，呵呵。”可以感到这位吃过苦的老干部心中那片依然青春的芳草地，在我们的青春热情中有些复苏。

　　我们发出了与“文革”时期不同的声音，它引发的轰动迅速传开：在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里有一个罕见的非官方的、非常业余的、又非常前卫的民间艺术展览，叫“星星美展”！人们惊奇地在一百四十几件作品前流连忘返。

　　空前盛况里自然也有插曲，一个穿灰制服蓝裤子、黑灯芯绒布鞋的妇女大声说：“美展，什么美展？我看了就不觉得美！”

　　中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谈论“文化大革命”时不能谈论的事儿。画不能画的画，唱不能唱的歌。我们像一群新生的娃娃，没有刻意为历史准备什么，只不过是希望剪断自身的枷锁，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记得小时候父亲指着天上的星星说：“爽子，我们可以看到的星星有些在银河系已经死去。”

　　“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

　　“是星光的记忆。”

　　“星星死在自己的记忆前面喽？”

　　“不，是地球离星星太远啦。”

　　“从地球走到星星有多远？”

　　“需要坐在‘灯泡的光里’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九万亿公里。”

　　我像上了发条的八音盒停不下来了，心每天都在唱在跳，仿佛我真的过上了不需要为利益维持关系的艺术生活。对自己的命运，我不再是个过客，至于将来前方和周遭会是什么样的，我不曾看见也不想看，因为我希望“星星”不会死去！

　　李爽 (作者为“星星美展”参展的唯一女画家。本文摘自《爽：七十年代私人札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