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画丢了？

　　“清单与我看到的作品数量并不吻合”———张颂仁

　　第二幕/找到了！

　　“找到了第五个箱子”———汉雅轩画廊

　　外一幕/丢了就丢了？

　　“咱们来日方长”———一杯生普洱

　　2013年底，一则新闻打破当代艺术圈的平静：艺术家孙良与李山在律师的帮助下，从香港汉雅轩画廊取回丢了20年，即他们参加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

　　众所周知，1993年第45届的威尼斯双年展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首次集体在国际亮相，方力钧、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喻红、冯梦波、王友身、余友涵、李山、孙良、王子卫、宋海东、丁乙，成为首登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虽然此次展览在日后的当代艺术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但展览当时却一波三折，状况频出，其中部分艺术家作品的丢失更是成为这段历史的“悬案”。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2013年最具话题的事件，当事多方各执一词发酵了20年的剧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声音

　　喻红：“我的画还没有找回，现在真的很愤怒！”“当然很希望能够找回来我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我早期很重要的作品，也是当时中国艺术家以群体面貌去参加这个国际上重要的展览，对于我个人来说或者中国当代艺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作品。”

　　王广义：“我们从威尼斯回来的时候等作品寄回来，等了很久也没有运过来，后来听说被海关扣下来了，整个细节很模糊，就听说被扣下来后来找不到了。”“后来张颂仁打电话我还挺吃惊，他只是说，王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整理库房时找到了你的作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对话。”

　　栗宪庭：“很多情形需要各方回忆拼接才能更符合事实。但无论如何把这样一个往事脱离当时的情景去‘渲染’，诸如‘上亿’的说法，就有煽动性，当时没有值多少钱的概念。”

　　UCCA副馆长尤洋：无论艺术家，还是汉雅轩，现在的声明无非都在用自己的阐述来屏蔽掉对方的观点，必须要有第三方的力量介入，无论媒体也好，法律也好，才能把这件事彻底讲清楚，“对于整个产业来讲，这件事的曝光是好事。原先办一场展览，艺术家、画商双向的服务做得都不够充分。这件事的曝出，是市场越发完善的一个信号。”

　　艺评家闻松：“艺术家以后也需要及时追索自己作品，而画廊及其责任人应及时退画。”

　　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走向世界。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后，发生了参展作品丢失的怪事。在当事人的集体缄默下，事件还未引起涟漪就石沉大海。直到去年底，艺术家李山、孙良等人找画的努力得到回报，公众才注意到这件20年未解的“当代艺术第一悬案”。

　　事件最先由艺术媒体《墙报》披露。文章由李山、孙良的回忆串联，详细讲述了事件的脉络：由于没有政府批文，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作品以“工艺品”为名运出海关，展览结束返运天津港时遭扣押，组织者栗宪庭提议：将作品转运香港汉雅轩，再由香港进入内地。当时很多参展画家都与汉雅轩的负责人张颂仁签有代理合同，大家觉得这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在1995年前后，张颂仁宣称，部分参展画作丢失，确认丢失的有王广义、徐冰、喻红、丁乙、刘炜、李山、孙良等人的作品。

　　即便已过去20年，栗宪庭仍记忆犹新。他坚称：不仅汉雅轩掌门人张颂仁曾参与将作品运出关，连以“工艺品”的名目出关，也是他的主意。“作品是如何运出关的？当时是香港艺术中心找到汉雅轩，之后张颂仁找到我，说由他来承运和办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时只是一个承办人，但是在出画册的时候，把他写成了策展人，所以大家知道，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了。”连细节他都如数家珍，“张颂仁当时提出一个办法，找到中国的一个运输公司，当做工艺品运出去。当时来找我的是包乐安，由他的公司将这批画运了出去。”

　　据海关工作人员介绍，为参展而短暂出关的艺术品，要有“护照加签证”———一种ATA单证册的通行文件，但这一制度直到1998年才被我国正式启用。加上当时的政策是鼓励出口，严查进口，入关往往比出关难上百倍，所以作品在运回天津港时才被扣押。

　　张颂仁回忆，汉雅轩于1994年8月接收了五箱从天津港转运到香港的货物，但没有清单。由于事务繁杂，汉雅轩仅对四个箱子进行了初步清点。“1994年10月，我们整理出一份此时汉雅轩所接收作品的清单，而这份清单与我所看到的威尼斯双年展画册上的作品数量并不吻合。我们收到的总共包括以下作品：刘炜两张，余友涵一张，方力钧一张，耿建翌三张，张培力四件，冯梦波一组九张，王子卫三张，王广义一组两张，丁乙一张，宋海东雕塑一组(67件加两张片子)。并不包含喻红、徐冰等人的作品。随后，汉雅轩将这份所收作品清单传真给了承运方。”

　　1994年下半年，孙良才知道他参展的三幅作品全部丢失，他也是最快开始寻找的艺术家，“当时我有一些想法，就跟栗宪庭打电话，给同样丢画的王广义打电话，当时大家连怎么找都不知道，只是相互打电话。”之后，孙良又给远在香港的张颂仁写信，时隔半年才收到回信，“信中说，作品去年(1994年)夏天才到天津，不能入关，又转我处，可缺了很多……”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李山忙着去巴西和美国参展，直到1996年回国才知道作品丢失的事。此前他一直认为作品在张颂仁处，“1994年的10月份，我和余友涵、刘炜，去巴西参展，香港转机途中在汉雅轩的画库住过两晚。有一些卷起来的画放在地上，张颂仁和我说这些就是威尼斯双年展回来的作品，都在这里。我参展的画画幅很大，卷起来的长度接近3米，在当时很少见，我亲眼看到它就在张颂仁的画库里。当时也并没有说我的作品不见了。”据李山回忆，当时他曾希望将作品打开验收，但是张颂仁以“打开作品需有律师在场”拒绝了。李山得知作品丢失后，曾多次向张颂仁索要，但张颂仁每次都以“总是追究旧事，怎么谈合作”搪塞他。

　　2012年，李山联系孙良一起以法律解决此事。“当时律师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我们丢失的作品，在设在英国的一家国际机构挂失；二是让张颂仁在一个月之内写一封丢失作品的陈述报告。”在律师公函发出两个月后，张颂仁就电话通知两人的作品找到并愿意归还。

　　2013年10月28日，李山和孙良在香港汉雅轩画廊验收了自己丢失的作品。据《墙报》报道，此后张颂仁曾主动联系王广义，告知他丢失的两幅作品找到了，但王广义还未去香港验收。

　　最近，张颂仁发布声明称，汉雅轩及其本人并未参与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工作———这证实了栗宪庭的说法，张颂仁被冠以“策展人”的头衔是错误的。当年从威尼斯运回、未及清点的“第五个箱子”是汉雅轩为新展清点库存时找到的，包括：李山一组三件，丁乙两张，王广义一组两件，孙良三张。声明还表达了对部分媒体片面报道的不满。

　　李山、孙良对声明中的部分事实不能认同。比如李山提到，自己曾在张颂仁的画库中见到疑似自己作品的画作，当时张颂仁并未允许打开等。汉雅轩的工作人员觉而称：“现在媒体的报道大都仅限于两位艺术家的描述，这件事让他们也很苦恼。汉雅轩已经草拟了第二份公开声明，现在正在等待律师的法律审核，在律师审核通过之前，还不便对媒体透露其中细节，所以张先生亦不方便对其他问题作出回应。”

　　在汉雅轩的声明中，并未提及喻红等艺术家确认丢失的作品。

　　栗宪庭在看完《墙报》的报道后评论：“那个年代各种无奈，各种被欺负，今天就好了吗？尽管灯红酒绿的开幕式一个接着一个。”方力钧转发说，自己和画廊合作画展，在严密的摄像头监控之下，作品也会丢失。栗宪庭表示：“艺术家丢画，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律师帮助李山和孙良将作品挂失的机构叫做“Lost Art”。只要确认作品丢失，即可在该机构挂失，丢失作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上，该机构可立即冻结交易。但与艺术盗窃事件不同，当年艺术市场的不规范，才是中国画家丢失作品的主要原因。

　　“丢画的事情发生的确不少，在我身上也不止这一件。在画家与展览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丢失得比较多。在画家与私人的交往中也会有，比如画拿去了，没有及时付款，或者款项付得不到位。”李山回忆到。孙良则补充：“有些公司以办展为名义，把你的画拿走就不还给你了，甚至宣布公司破产，这些骗子甚至可以再注册一个公司，去骗别的画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艺术家的选择都是“吃哑巴亏”。孙良说，“我在和王广义打电话交流的时候，他和我说，‘老孙，认命吧，找不到了。’”用李山的话说：“当时中国很封闭，艺术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不多，法律观念、对自我的保护意识都很弱。艺术家很单纯，很容易相信别人。”

　　对这次跨越20年追回丢失作品的离奇经历，李山称：“当年创作这样的作品，是非常艰难的，作品丢失了，是对艺术家的一种伤害。无论何种境况，作品应该还给艺术家。这件事我办到了。”至于为什么选择公开，“一是希望那些还没拿回作品的艺术家，通过正确的途径，找回自己的作品；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我们对社会、对人类、对周边的个体，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栗宪庭透露了另一个细节：相当一部分参加当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已和张颂仁签订了代理合同，孙良是所有丢画艺术家中从没和张颂仁有过商业来往的人。而据栗宪庭回忆，李山在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前，就已经有了代理人。李山也提到，在1993年前，他与张颂仁保持着一种“松散”的合作状态，“我个人没有和张颂仁签订任何合约，也就是到我这里买点作品。”

　　豆瓣著名艺评人“一杯生普洱”对此事的评价语出惊人：“张颂仁的错误不是粗心，而是傲慢。在那个没有机会、出入不自由的年代，张颂仁就是垄断，就是上帝……在那个垄断的年代，谁都会对汉雅轩存有幻想，所以‘丢了就丢了，咱们来日方长’。”(据《TimeOut》《墙报》)

　　(原标题：丢画20年罗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