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墙》 《降吉祥》 《小红人》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吕胜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称——

　　文、图/记者 金叶

　　在很多人看来，吕胜中走的是一条从最“土”到最“洋”的独特路径：他出生于山东农村，最初修习的是“民间艺术”，练就一手剪纸的绝活，却一不小心搭上了“当代艺术”这列呼啸的时代列车，不仅栖身“85美术新潮”代表艺术家的行列，且以极具张力的“小红人”蜚声海内外。如今的他执掌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一方面仍对“传统”民间艺术投入极大关注，同时也继续拓展着最为“前卫”的艺术实践与教学工作。对于目前令人困惑的关于“实验艺术”的种种问题，他或许是最适合的“解惑人”。日前，本报记者对这位著名的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实验艺术追求的是一种社会有效性

　　广州日报：对于“实验艺术”，很多人都感觉有些懵懂，它和传统艺术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

　　吕胜中：“实验”一词前置于“艺术”，其定义在于艺术方法论范畴，与时间或方位概念无关。实验艺术之“实验”，和传统艺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像油画、国画或版画那样站在媒介形式语言的立场上寻求表达，而是首先确定有价值的命题，之后去寻求恰如其分的媒介语言来充分表达这个主题。

　　举个例子，同样针对“植树造林”这件事，国画系可能会画一幅荒山变绿的青绿山水，油画系可能会描绘一幅寓意小树苗快快长的写实风景，雕塑系可能做一个大家一起种树的群雕。而一位实验艺术家则可能会买很多树苗，发动大家来认购，然后在世界各地种这些树——这其实正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博依斯的作品《7000棵橡树行动》。

　　换句话说，传统的创作媒介更大程度上是用优美的造型、画面来陶冶观者的情操，但实验艺术追求的则是一种社会有效性。

　　而至于实验艺术的结果是否前卫和先锋，那是艺术家个人境界的问题。他有先锋、前卫的情怀，自然会做出先锋的艺术。

　　广州日报：可是我感觉，博依斯的行动或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和社会工作者的公益行为已经有点儿难以区别了。

　　吕胜中：我也曾对博依斯作品《7000棵橡树行动》有过同样的疑问。包括你我的很多人并不倡导艺术家都去做这样的“作品”，但大都不反对艺术家倡导在全世界种树。博伊斯倡导这件事的目的是将此作为“重新绿化德国被工业改变的风景”这件事情的一个象征性的开始。而且，这件事情由于以艺术的名义而越发奏效。

　　于是，我在想，何必非要这件事情像我们经验概念中的“艺术”呢，他做了一件漂亮的事情——一棵在生长中不断变化着的树，一块顽固不化的石头，已经为后人提供了树荫下思想的风景，难道不可以把它当作另一种艺术吗？

　　如果一个农民看到某种脱离社会实际并晦涩难懂的艺术，一定会摇摇头说“是吃饱了撑的才做的事”；那么，他若是知道一个艺术家种树，却多半会认为这比前者更值得称道，且不管这个行动是否叫做“艺术”。

　　广州日报：实验艺术目前在国际上的整体状况如何？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又如何？您预计它的前景会怎样？

　　吕胜中：在欧美的国际性当代艺术展览活动中，其主要作品几乎都可以说是实验艺术。而实验艺术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运用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近三十年来，对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大部分是实验艺术作品，自2003年以来，中国官方决定在国际权威性展览“威尼斯双年展”设立“国家馆”，自此之后已有六届，都是选择实验艺术作品代表国家的文化艺术形象展出。可以说，实验艺术已经是中国文化主旋律中不可或缺的主调。而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将有“实验艺术”板块的设立，标志着它有可能成为全民性美术概念中的必要内容。

　　传统民间艺术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原本与根脉

　　广州日报：您学习民间美术出身，最早以“小红人”蜚声海内外，而近十年又执掌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系。我们非常好奇，您是怎么实现从“最土”到“最洋”的过渡的？在您看来，“实验艺术”和“传统”是什么关系？

　　吕胜中：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最洋”沾边儿，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国，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试图摆脱古老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结构走向现代文明，于是“洋气”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长久的审美向往。我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农村，于今成了大学的老师，还做实验艺术的创作与教学，真的算是一个乡土孩子登上大雅之堂了。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百余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从庄稼地里努力着走出来的农民。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民间美术，其实是被动的。我并不愿意自己“土”，也并不喜欢那些“土”的东西，但当我深入了解并从中有更多的获知之后，便觉得那些浮在表面的五颜六色与奇异造型并不重要，我从中看到了艺术的原本与文化的根脉，这应该是“文化”与“艺术”永远不可或缺的东西，什么时候失去了，就会像丢了魂。我对现当代艺术的理解，更多是得益于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通透，这种比传统主流艺术更具有“原始性”的文化场域，与现当代艺术中所倡导的很多关键词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让我深切感觉到文化艺术的原本与根脉连接着今天与未来的必然性。求新与变化是必然的，但有句老话说“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不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会发生彻底的决裂。

　　当然，身在文化的某一段落中行走的人们，往往需要卸掉身上背负的沉重行装，其中也许就有“传统”。在继续前行的路上迷失或乏力的时候，也许偶然发现前人遗落的“传统包袱”，从中获得方向或力量导引，我们谁能拒绝呢？

　　广州日报：现在很多实验艺术作品似乎分不出是中国艺术家还是西方艺术家做出来的，感觉雷同。这算不算一种缺失？

　　吕胜中：中国艺术家当中有很多“打中国牌”的，大都是在积极地尝试本土语言现代表述的可能性。有的艺术家做得很好，也有的趋于形式，但这是一种很值得关注的态势。

　　愿意一味追随与仿照西方艺术方法和形式语言的艺术家大概并不多，但真正离开这个跑道却很难。就像餐桌上的啤酒，当年的中国人本不喜欢这个味道，大概是为了表明某种“现代性”与“开放”的襟怀而强咽下的一杯苦水，持续三十余年的改肠换肚却已经适应了。不喝的话，一时谁会知道，该拿什么来应酬盛宴上的宾客呢？

　　广州日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基础和最高成就的水墨，还有多少被破旧立新、“被实验”的空间？

　　吕胜中：我大约知道这些年中国画家们所做的多种探索，对此我心怀矛盾与纠结：中国画已经在很多场合被谓之曰“国粹”，我却不知道是该承袭和保护传统文人原有的那种情怀的笔墨产物，还是只管“注入新的活力”去做出与时俱进的艺术作品来。

　　实验艺术家

　　不做技术的奴隶

　　广州日报：采用多媒材的表现手段，是不是实验艺术的重要特征和方向？这其中是否还利用了一些科技的手段？如是，科技的力量对于实验艺术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吕胜中：实验艺术不拒绝任何工具材料与技术参与其中的可能。我曾经援引传统民间画诀的“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稍作改动，以“艺术无正经，有效就中”来解释其不择手段的法式。我向来认为，艺术形式没有好坏之分，它就是各种不同的语言方式，就看是否适应和推助你所发表的言论能够更好地达到理想的效果。

　　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出现的重大科技发明都不是为了“艺术”的目的，但新科学技术的介入，一定能够给艺术带来新的活力，这是中国实验艺术热切关注并正在实施着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也笃信，传统的(包括近代的传统)艺术媒介语言形式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表现力，只不过它需要有一个转身的过程。这个转身，就是离开旧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给予它固化的定位，随时代进入新文化精神的表述之中。

　　广州日报：架上绘画是不是必然要走向衰落？

　　吕胜中：艺术从来就不只是“画画”或者“雕塑”，艺术工作的方式多样，也绝对不是只有架上绘画才是最广泛持久的方式。

　　迄今为止，中国大多数公民都会认为：搞艺术的就是会画画。这几乎让不画画而以其他媒介语言表现的艺术家们有口难辩，这说明“画画”长期的魅力也成为一种久久不灭的阴影，笼罩在当代艺术家的当头。

　　甚至，人们以为实验艺术不需要技术和能力，更不需要手工操作。其实，实验艺术家所倡导的是做技术的驾驭者，而不做技术的奴隶，并应具备熟知与使用多种技术语言的能力。

　　画画依然会有很多人需要，只不过它再也不是艺术主流中的唯一。在中国，很多画家长期以来习惯的心理优势依然旺盛，但以往理所当然的一统天下没有了，他们需要向自身与时代同时挑战，找到在今天和未来的理想位置，满足当代和将来对绘画不灭的各种热情。

　　大家简介

　　吕胜中，山东平度人，1978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1987年中央美术学院年画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实验艺术系主任。他是中国“85美术新潮”的代表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