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说，自己这两年越来越重视儿女情长，作品中暴烈雄性的东西变少了，花花草草、动物等更贴近自然本真的东西慢慢增多。

　　8月8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九级浪”开幕式上，他用“白日焰火”上演了一曲八分钟的挽歌。当时黄浦江上雾雨迷蒙，黑烟白烟随着爆响而在空中形成浓云瀑布；然后又有五彩缤纷的烟雾来表现花草、乌鸦，生长不息。现场观众有人震动不已，拿瓦格纳歌剧之壮丽作比；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这种当代艺术太幼稚、太热闹。

　　57岁的蔡国强自称“男孩蔡”，他不属于在人性和自我之间苦苦挣扎、上下求索的那类艺术家，他像小孩一样天马行空。他玩火药，满世界地炸烟花；他喜欢动物，做了几个浑身中箭的老虎、一群奋不顾身去撞墙的野狼；在墓地里做烟花表演、在纽约上空制造黑烟、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基地爆一朵小蘑菇云；他还迷恋人，请普通观众来帮忙“延长万里长城”、请绘画爱好者去双年展现场对着风景写生、请志愿者情侣在塞纳河上欣赏美景。

　　陈丹青曾评论：“他尚未学会以知识分子的腔调谈论自己和他的作品，显然他也不想学会……每当他试图像西方人那样创作时，他的作品并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农民’，或简直像男孩那般‘异想天开’时，他的创作令我惊喜。”

　　蔡国强

　　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81至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1995年移居美国纽约至今。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是近几年备受国际瞩目的中国艺术家之一。担任2001年上海APEC焰火表演总设计，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文化创新既要包容又要坚持自己

　　问：你认为艺术的价值是什么？

　　蔡国强：这个问题有点像是问水手大海对你意味着什么。通过艺术这种时空隧道，可以在不同国界、不同文化、个人与群体、艺术界内外，相对自由地来来往往，这本就是当代艺术的价值。

　　当初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太狭窄，离大众太远；现代艺术作为前卫运动出来，后来慢慢变得非常系统化，并且商业性。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是“当代艺术学院派”，本来当代艺术是反学院派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很在意美术馆系统、艺术市场、收藏家之类的事情。

　　问：每一个项目的起始点是什么？

　　蔡国强：大家很容易说我在中国文化里找元素使用，陶瓷、纸张、火药。但那可以说是表面，其实我是更在意中国哲学在自己艺术里的摸索，比如易经，变化才是根本，变化才能真实，固守不变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还有道家的“无法是法”、“借力使力”，我在不同文化里面可以跟人家互动，借人家文化的故事、技术、素材，创造新的可能性。其后面的价值观就是包容精神，面对不同的文化，首先不能有排他性。使自己开放包容，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坚持。这种辩证关系在我的工作中是比较明显的。

　　我有少年的好奇心，

　　这种童心能跟全世界产生共鸣

　　问：你这两年的成长、变化是什么？

　　蔡国强：更儿女情长，花花草草，春夏秋冬。对比我2006年的《撞墙》，现在的《九级浪》，更童话色彩、更温馨；虽然视觉同样很强烈，但却有淡淡伤感。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两个女儿，现在一个24岁、一个10岁，都想做艺术。小的告诉我长大要在纽约读艺术，我很伤心，告诉她说你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你表演得很好，长得又漂亮，我感到你在纽约读表演很好。她说，不会，我只会做艺术。这样的对话，让我伤感，因为我更会敏感和在意了。

　　问：除了艺术之外还喜欢关注什么？

　　蔡国强：报纸从头读到尾，一天有大概五个小时在网上看各种东西。我主要关注社会，不太关注艺术。因为咱主要就是比较能做艺术的家伙，天性、感觉较好，不会为艺术很痛苦，不是“苦苦琢磨”的那种性格。但对国际政治、中美关系、政治改革啊什么都会关注和思考——看的是别人的观点、第二手资料，但自己也喜欢思考。

　　问：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男孩蔡”？

　　蔡国强：因为我有少年的好奇心。这种童心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共鸣，从孩子到大人。我会观察自己的这种少年情动，做艺术的童性。

　　问：你内心的男孩蔡一直都在吗？

　　蔡国强：我希望他能在，年纪越大越好玩。我发现毕加索、齐白石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写这句，不然又会被人觉得我把自己说大了！

　　做人可以保守，

　　做艺术保守就没什么希望

　　问：关于火药，你曾经说过，之所以迷上这种材料是因为“火药一直具有的偶然的不可预测性”，时隔这么多年，你对火药爆炸出来的效果已经有了更为娴熟的把控力，这时候它的“不可预测”是否减弱了？要用什么办法去消解？

　　蔡国强：火药爆破主要还是针对我个人，我太理性了，小心翼翼，跟父亲一样，画画可传统保守了。做人可以保守，但是做艺术保守就没什么希望，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材料，可以对我自己的控制欲、保守进行破坏和干扰。慢慢就找到了火药，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把握不住它本身的能量，性格也还是没有改变多少。

　　最早我是在油画上做火药，我的自画像，在上面炸一下；后来我又做比如《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我把在室外做的爆破项目用纸张炸出来叫“火药草图”，慢慢也变得容易了；最后我又把火药干脆当做纯绘画来进行，比如说牡丹花、人体。我会找这些新元素去让火药面临不同的新问题。比如会跟舞蹈家合作，从早上到晚上九点，她用身体来表现当下感情，我则不停地画下她的剪影，再用火药那种飘忽不定的硝烟来表现。

　　把艺术当作改造社会的工具，

　　我没那种野心

　　问：吕澎曾经在《蔡国强的展览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出，你在思想洞察力与批判性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也是许多人不喜欢你的地方。你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不是与很多人不同？

　　蔡国强：人家的批评肯定有道理的。可是，比如我在澳洲的展览最近刚结束，根据昆士兰政府的报告，我的展览为当地创造了1400万美元的收入，有11万人到那里住旅馆、吃饭——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叫不叫“对社会有贡献”，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来这里看啥。如果仅仅是好玩，他们为什么要坐飞机从多哈、印尼、沙特，只为来看一圈动物围着喝水。

　　我的东西看起来那么有视觉吸引力，那么奇观，人家就很担心是不是后面就没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看那圈动物看到流眼泪，肯定也是有点道理；毕竟大家去迪斯尼不可能流眼泪。当你看到另外一件作品，九十九只狼撞墙却又往返不息，很多人能体会到文化之间的隔阂，那是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墙。

　　可是我没有把事情说白，这是我的美学追求，好也是这样，坏也是这样。世界上那么多艺术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他就是耸人听闻、惊世骇俗，那烟花怎么不能成为艺术？就我在努力，也行了。有个这样的我也不坏。

　　问：你是不是更偏向于从外围说明问题，而不是直接尖锐地切入？

　　蔡国强：也许。有人把艺术当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但目标太明显的时候就要小心，我就怕成为这样。

　　当然我现在做《九级浪》也说是生态主题之类，可是小心翼翼，也有些吞吞吐吐，毕竟环境问题我也不专业，但我对这个话题有共鸣。不是在做的时候要很小心“用它来改造社会”——我不可能这么伟大。我的“真实性”，就在于作品表现了我自己的脆弱和摇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矛盾。这也许正是我作品的力量。

　　对话整理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