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四分之一英里项目”中被刺穿的书堆产生的抱怨让罗伯特·劳森伯格非常惊讶。他在科隆和与 Friedheim Mennekes 进行了对话。

　　“如果想成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你必须像牧师一样做出承诺。对成为艺术家的渴望程度将决定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我不是说对于成功的渴望；而是在不考虑成功的前提下你必须持有的态度。除了精神性的满足之外，你在艺术中所获得的东西少之又少。你需要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之中，但也不表示你就不能饮酒作乐了。

　　一直到14岁时我都打算做基督教传教士，相比之下，浸信会教徒显得像异教徒一样。我们不看电影也不跳舞……于是对于跳舞的热爱使我放弃了。我跳舞的时候总是一心一意只想着跳舞。我决定再也不将余生花费在欺骗世人上，而是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在我们的教堂里你只能放弃一切。

　　在波普艺术之前，还有安迪·沃霍尔和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之前，我就开始用来自日常生活的图像和物品进行创作。我把它们充实进作品的细节，将外面的世界带入工作室。我更喜欢作品在外面而不是工作室内展示出的样子。通常我都会把门窗开着，电视也开着，提醒我外面世界发生着的事情。相比内向性、知识分子式的方式，我更喜欢真实物品的灵性，使用中的东西在心理上和物质上的“色调”已经发生了改变。不管是路牌还是旧碎布都不要紧。

　　我很想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区别，也不赞成艺术被定义为常人不可及的精英活动。我比其他人早15年开始做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与我共同成长的这代人是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因此他们中大多数都拥有来自欧洲的背景。所以还是在说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我猜只有弗朗兹·克莱恩（Franz Kline）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之前获得的美术教育对我来说是外来的。在欧洲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法语——我到巴黎的时候已经晚了20年。但我觉得那时候只有在欧洲才能认真地做艺术家。

　　我们所处的世界可以象征所有时代。创作《但丁的地狱》（Dante’s Inferno）时我第一次以特定人物作为象征。其中肯尼迪是国际范围内的英雄，尼克松则是恶人。我拍了一大堆贴标签的照片，这还远远不够，但都已经根据主题被归类了。

　　没想到我的“四分之一英里项目”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我曾把它卖掉但又买了回来，因为一想到它属于他人我就完全无法再把这个作品继续创作下去，那是我和作品间能够达到的最亲密的关系。我可以随时任意地创作它。重要的是生活中的快速更替和唯物主义性质，尤其是在纽约。这堆书随意地一起出现在了“四分之一英里项目”里，其实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20年来都从未在一个图书馆被借出过。我买下它们，又给了图书馆一笔足够的钱买一样多但更有趣的新书。这关系到我感触颇深的心路历程，但我猜大部分人认为我没有权利破坏这些书。他们不知道在同一个图书馆中将拥有一段新历史。”

　　——节译自《Arts New York》，第2卷，纽约，1988年2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