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
1，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主义
在19世纪，法国先后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绘画、浪漫主义绘画和现实主义绘画，它们都使用了写实的绘画手法，在方法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题材、观念，和对现实的态度上差别很大。他们彼此在艺术观点上相互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批评，但并不妨碍都是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潮流。因为如此，所以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写实的绘画手法（写实主义）。
2，技术并不是判断艺术价值的最重要标准
技术上无可挑剔的作品对艺术史未必就有意义，反之亦然。比如在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中人物造型及细节刻画并不完美，但这并不妨碍这件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件在技术上更加“完善”或华丽矫饰的作品对个人可能有意义，对艺术史可能并无意义。
表面上看，艺术史是艺术风格演变的历史，而实际上艺术史是艺术家对时代“认知”演变的历史。简单的说，认知、判断、思想、格局，比技术重要的多。时代在不断变化，艺术不排斥任何新的手法，但材料、技法、手段、媒介，只是工具，对艺术而言，都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最终决定艺术家在艺术史上价值的，是他对时代超乎常人的敏感，独特的认知和判断、艺术表现力和精神的高度。
3，为什么有一些艺术家能够在艺术史上拥有“革命性”的影响力？
什么是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艺术家？是那些能够在时代的转变之际，表现得更为敏感，发挥创造性的表现力，表达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并能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
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比如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100多年间对欧洲、对世界都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传统贵族没落，欧洲资产阶级崛起，中下阶层追求个人的价值，民族国家矛盾尖锐，因此在艺术史上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新艺术运动、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形而上画派、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抽象艺术，新的艺术运动和新的创造力层出不穷。社会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艺术家以其敏感的特征不断再现对时代的认知。毕加索、塞尚、马奈、杜尚都是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并对后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艺术家，库尔贝（代表的现实主义）同样属于这一行列。
4，艺术家是对时代变化更为敏感的人
16世纪是一个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中世纪结束，新教崛起，西方开始逐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宗教对人的精神的统治力开始逐渐下降，人的精神开始上升，人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再是上帝的附属物。而艺术则反应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以丢勒与荷尔拜因为例：从技术上来讲，荷尔拜因相对更全面、更精湛、更细致，丢勒的作品则多了一份灰暗和阴郁。但丢勒的一些自画像和肖像作品中，人物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自信、坚定和从容，比荷尔拜因的作品展现得更为清晰。社会的变革在丢勒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正是丢勒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更为明显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推崇和“自我把握”的精神，使得在艺术史上丢勒超越了技术更加完善的荷尔拜因，成为北方文艺复兴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丢勒的自画像》
荷尔拜因的《年轻商人乔治肖像》二、库尔贝及现实主义在西方艺术史中的革命性
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以收藏19世纪世界重要艺术家的作品而著称。库尔贝不仅在其中拥有一个很大的专厅，陈列其巨幅油画作品《画室》和《奥尔南德葬礼》等，并且还有一个展厅只展示库尔贝的一件作品——极具争议的《世界之源》。这种待遇整个奥赛博物馆只有库尔贝一人具备（梵高、罗丹、高更都没有这个展示条件），可见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以库尔贝的画作《打石工》为例，画面中描绘了两个在路边采石的工人，衣衫褴褛，艰辛工作。库尔贝采用的写实手法和当时的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的区别在于，他用写实的手法和“纪念碑式”的构图（过去这一形式只用来描绘神话题材、贵族肖像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描绘了两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随着时代的转变，库尔贝在艺术史上提供了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他用过去表现贵族、天神、英雄的方式视角去表现普通人，一个普通人第一次在艺术史上具有了英雄般的形象，这在当时是极为惊人的。这导致他的这件作品一展出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保守派攻击画家说，他把“卑俗的乡下佬”引到“高贵的”艺术中来，这是无文化的表现。但真正触怒他们的，是一个“下等的劳动者”居然在画面中第一次拥有了和贵族一样高大的纪念碑式的形象，这让当时的贵族阶层绝对难以接受。
库尔贝的《打石工》
安格尔的《勃罗日里公爵夫人像》库尔贝所生活的时代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绘画仍占据社会的主流。安格尔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无论从内容、题材到审美，都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比如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女》系列作品，内容描绘的是优美的裸体女性（男性欲望的对象），场景是东方伊斯兰文化背景（对异族文化猎奇的需求），手法是写实、细致的，审美是精致、典雅的，从内容、形式到审美，都是为了满足上层贵族男性的需求（其主要客户）。但在当时的欧洲，却是变革的时代。某种程度上，安格尔对时代的无动于衷代表了一个正在逝去的“过去时”，而库尔贝的敏感和激昂则反应了时代的变化。安格尔技法极其“完善”，很少有人能匹配，但安格尔无法被称为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艺术家，库尔贝却毫无疑问。
三、现实主义在中国艺术史中的革命性
1，“现实主义”对中国艺术史的价值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与世界全面“遭遇”与碰撞，面对西方带来的压力，传统社会的秩序与结构开始解体与破碎，中国开启了漫长的从一个延续了3000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向一个现代工商文明社会的转变过程。20世纪上半期，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刘海粟、蒋兆和、庞薰琴、倪贻德——从不同的角度引入西方绘画的理念改造中国画，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艺术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中国的现实主义在当时至少包含了三部分内容：（1），文化启蒙；（2），民族精神的重塑，（3），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现实主义之所以对当时的中国很重要，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仍然是不识字的农民，“启蒙”至关重要。文化的启蒙，什么样的方法更为有效？在当时，现实主义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2，徐悲鸿的“革命性”
1918年，年仅23岁的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发表演讲《中国画改良论》，开篇就说：“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他对中国画中的人物不能真实描绘对象的方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主张“求真”的现代精神，主张以西方绘画严谨、科学的方式（素描造型）改造中国画。这种主张的目的，是希望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方法，改造中国文化，进而改造和振奋国民精神。开启民智，挽救这个日益衰微与不断陷入苦难的民族与国家，在当时这最为紧迫。“改造中国画”的主张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非议和阻力都很大，因此才会得到康有为和陈独秀这样社会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1917年，康有为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论调，而陈独秀主张，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在历史的那一时刻，“写实”就是启蒙；“写实” 就是改变过去；“写实”就是抗争；“写实”就是引领时代；“写实”就是“革命”！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徐悲鸿的画作《愚公移山》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存亡之际。他为创作这幅画准备了多年，画了许多用于研究的人物素描稿，并借鉴了油画的造型，利用了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大胆创作，展现了一个民族的呼喊与奋进。
2，蒋兆和的《流民图》
蒋兆和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同样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造。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个人之力，凭借《流民图》这件作品，提供了当时中国国民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苦难而表现出的悲愤、不屈、抗争与期望。这件作品对当时“国民精神”的再现和重塑，是非常惊人的。判断一件艺术品在艺术史上是不是重要，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把这件作品拿掉，会不会给艺术史形成一个“空洞”，会不会有缺憾。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艺术成就各有千秋，但就单个作品的重要性而言，《流民图》与《愚公移山》堪称当时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不可或缺。
蒋兆和的《流民图》局部蒋兆和的《流民图》曾经存在有种种传说，有说蒋兆和先生在当时和日本人合作，这件作品是虚情假意。然而现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它是“求真”的艺术。你的真诚、激情、态度或者虚伪和矫饰，在作品中会表露无疑，无法隐藏。毫无疑问，《流民图》当中展现出来的激情、悲愤与抗争的精神，他对历史的态度是无法伪装的。
3，周思聪的《矿工图》
由周思聪、卢沉创作（由陆沉初步构思，主要由周思聪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矿工图》组画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水墨人物画当中的一件重要作品。这组绘画包括《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同胞、汉奸和狗》、《遗孤》四件作品，并大胆借鉴构成的方式对画面进行了切割和重组。作品中充满了对受难者深深的同情和悲悯，对战争的痛恨与厌恶，以及对和平的期许。
周思聪的《矿工图》之《遗孤》4，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水墨人物长卷，总长近130米，描绘了生活中266个藏民人物，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水墨史诗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虽然描述的是黄河源头的藏民的日常生活，但立意高昂，气象恢弘，把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组水墨人物长卷在绘画技法上大胆借鉴西方的油画、雕塑、版画等不同艺术语言的技法，又融合中国水墨画“以线造型”、大块水墨和长卷的表现形式，在10年时间内，在总长120多米的长卷中不断探索新的表现语言，风格不断变换。整体作品气势磅礴，恢弘壮阔，雄浑大气、展现了求索自强的精神。正向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所说：“他画的虽然是藏民的生活现实，但在作品中寄寓的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表现的是中国人抗争、希望、奋斗的生命力量”。“我相信，李伯安的大画展示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美术馆的宽敞空间里，都不会逊色，相反，它会引起所有人视觉的兴奋和精神的共鸣。”
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之《朝圣》局部5，20世纪的民族精神的重塑
对中国画而言，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周思聪的《矿工图》和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是20世纪现实主义绘画的4件重要的作品，这4件作品连贯起来，反映了20世纪，中国从一个3000年的农业文明国家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工商文明）转变过程中精神的流变和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是现代民族精神重塑的一部分。当然，这一过程中还有其它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现实主义，无论在西方艺术史上，还是中国艺术史上都曾具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和价值。
李飒
2018年4月30日完成于北京罗马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