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梓
何倩彤的作品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用一种巧妙的诙谐将众多截然相斥的元素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在前波画廊二月份开幕的何倩彤在纽约的首个个展“画皮Surface”中，艺术家用荒谬的篡改作为对经典电影作品的致敬；用模仿三四十年代电影海报橱窗的方式讽刺公众对电影的崇拜；以在作品中发明诸如“连环买手”这类的概念来戏谑可能会购买她作品的藏家；以将辨识度高的文学名著的封面印于木板之上却既无内容也无标题这样的形式来讽刺文学经典在今日的处境……所有这些元素都在何倩彤的作品中转为一种处境：让观者在被仿佛与消费文化一脉相承的娱乐之中又感到背后丝丝的凉意。
最后派对：公爵、主教、法官、总统, 2016. 纸本彩色铅笔
最后派对：他们/她们, 2016. 纸本彩色铅笔在系列作品Last Party最后派对（2016） 中，艺术家的作品是针对《索多玛的120天》（1975）（这部至今也饱函争议的影片）所创作的四件作品。影片中的四个邪恶的头目：公爵，大法官，大主教，和总统的面容被悬挂在前波画廊的西墙上。四个面容中并没有明显的邪恶，而是近乎于一种惨淡的忧伤和黯然的狰狞。四个人的画像绘制于四块菱形的画板上，四块画板紧凑地又拼凑成一个更大的菱形，与白色墙壁上大面积的空旷相对。影片中四位组成了政府的首脑从乡间绑架了九男九女囚禁在城堡之中，作为接下来施暴和施虐的对象。这些少男少女的头像也以相同的手法被绘制于东西的两面墙上。同样有趣的是，少男少女的脸上也看不到明显的欢愉或悲伤，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带着惨淡与狰狞，但二者又处于一种茫然与优雅的覆盖之下。与四位恶人头像相对的东墙上悬挂着一面屏幕。在五十年代老歌I Get Ideas（1951）的旋律中，屏幕中循环播放看似是电影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但仔细观看便会发现屏幕上自下而上滚动的文字是这部禁片的导演皮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创作的一首长诗。导演帕索里尼不仅是一位电影导演，他是欧洲六七十年代中活跃的知识分子，其诗歌，小说，戏剧，和电影都受到同时代欧洲文艺界的高度认可。电影《索多玛的120天》作为导演的绝唱（帕索里尼在电影完成前的一周被一个17岁男妓用棍棒虐杀，又有说法是黑手党所为），影片中的裸露，残忍，暴力，和让大多数观者无法产生乐趣的虐待镜头又绝非帕索里尼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在这个展览空间中，地面上的一块大地毯也引发了新的意义。这地毯也是作品的一部分：Last Party： Carpet 最后的派对：地毯（2016）。地毯上的图案正是四位恶人画像中各自背景的图案。那些地毯上的线条因此具备了隐喻的特征（代表了他们的罪恶事迹或生命轨迹），而整个房间也因此产生了还原犯罪现场的效果。
烈日当凶, 2016. 纸本彩色铅笔
三角步下楼梯时, 2016 纸本彩色铅笔事实上，与艺术家何倩彤同出一辙的是帕索里尼这种利用过分的暴力与色情来嘲弄和审视那些来自人性最深处的现状—那些绝望处境下的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扭曲。与帕索里尼不同的是，何倩彤的观察对象并非人性深渊本身，而正是人处在当下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的常态与境况。在艺术家本次展出的其它作品中，艺术家手绘的伪电影海报被置于橱窗之内。橱窗上写着诸如“耀日”或“疾日”这样的名字，仿佛架空世界中的一种人们命名日期的成规。橱窗之中的海报中描绘着气温陡然升高后的新闻节目，或是世界末日时人们都开始在城市里爬行的样子，或是在“三角形下楼梯”的标题下描绘的一个倒三角形像人一样地出现在楼梯上，卧室里，以及一个女性正在淋雨的浴帘外。所有这些来自内容的荒谬都以冷静的姿态在映射一种真实世界中固有的，而我们已经对此感到麻木了的荒谬。何倩彤选择去嘲弄和戏弄这些真实的荒谬，而不是去一味地攻击和批判，体现出艺术家的一种属于冷静旁观者的诙谐与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