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原生艺术”后时代的特殊语言
文/张天志
原生艺术320世纪40年代，杜布菲提出了原生艺术概念。他说：“（原生艺术包括）各种类型的作品———素描、彩画、刺绣、手塑品、小雕像等等———显现出自发与强烈创造性的特征，尽可能最少地依赖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陈词滥调，而且作者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与职业艺术圈没有关系的人。”学术界一直认为原生艺术主要包括三个类别的作品：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通灵者的绘画、具有高度颠覆性与边缘倾向的民间自学者的创作。自“原生艺术”这个概念诞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和争议，而这个群体的艺术家也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主流的艺术展览常常把他们的作品排斥在外。可以说，原生艺术发展到今日已经经过了70余年的艰难历程。但是，一些有卓识远见的艺术大家和艺术类学者对他们还是刮目相看的，例如保罗·克利、马克斯·恩斯特就从原生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许多灵感源，英国的RAW VISION公司总裁约翰·梅泽尔斯、瑞士洛桑原生艺术收藏馆前馆长露西安娜·佩瑞等国际著名学者就专门为原生艺术家著书立说，殚精竭虑地为原生艺术广为宣传。正是由于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大家和学者的推动，我们今天才能看到阿道夫·渥尔夫利、阿萝伊姿·克巴兹、列克 ·昌德等原生艺术大师们来自灵魂深处的作品。近些年，当代其他各种艺术流派或者衰亡，或者走进低谷，原生艺术反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其概念也被引进了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
原生艺术进入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杜布菲70余年前为原生艺术下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往日的原生艺术理论让生活在今天信息化时代的艺术家确实很难接受。目前，中国研究原生艺术的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原生艺术如何被中国艺术界接受。如果其概念不被艺术界广泛认可，那么这个概念的进入就有可能是昙花一现。一种文化进入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民族，必须要和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否则这种文化很难生根、发芽，原生艺术也必然如此。
民国时期的徐悲鸿从法国带回了现实主义的绘画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与苏联结盟，苏联的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影响了中国几代艺术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原生艺术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要在保持其基本理念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国情调整它的部分定式，这与达尔文所述“适者生存”是相同的道理。实际上中国的原生艺术家已经在其作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如郭凤仪的作品中就存在着原始宗教以及佛教（虽然佛教出于印度，发展却是在中国）的符号，周惠明的作品中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示。原生艺术强调挖掘艺术家灵魂深处的思想和本能的表现，甚至是非理性的创作，而中国人受了几十年的传统艺术理性教育，即使那些没有受过传统艺术教育的界外人士也会耳濡目染地受到现代文明消极因素的污染。中国有很多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他精神类疾病患者也不少，这部分人群的疾病大部分是后天得的，他们在患病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现代文明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多少总有一点文明的痕迹。假如按杜布菲70余年前的理论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这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里真正的原生艺术家可能是凤毛麟角的！
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所有的艺术标准都应该与时俱进，与之共同发展。不过，原生艺术确实是超越时代的艺术理念，对今天艺术家的创作仍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教条艺术，不然，它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原生艺术与学院艺术，前卫艺术与传统艺术，并非一成不变的，假如原生艺术家失去了率真而自由的心灵表达，追求技巧和规范，希望总结出一套“理念”或系统，就可能被收编为体制内的学院派；同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日的“前卫”，可能就是明天的“传统”，宋词在当时是勾栏瓦肆的流行歌曲，而到了今日则与唐诗齐名，属于雅艺术。既要让国内的艺术界和民众了解和接受原生艺术，但又不能使之教条化，更要使之保持内核——重返内心世界，拒绝教条技巧，以生命的嘶吼和精神的力量作为作品的最大特色，这的确考验着艺术家和批评者的智慧。
综上所述，原生艺术可以说已进入了它的后时代。虽然中国的原生艺术刚起步，理论研究还没有开始，但是中国艺术家的介入将可能会很快地把原生艺术推到一个高峰，中国将会出现一大批原生艺术家，现在已崭露头角的就有郭凤仪、周惠明、李昌胜、凤英、巴子、吴美飞、品方等。中国的这些原生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纯净的心灵去创作，没有传统学院派的理念、规则和技巧，现代文明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少的，潜意识、本能地思考可能是其创作的灵魂所在。但是，如果有教条主义的约束，其创作就会戴上无形的枷锁，使其创作理念无法更加开放和包容；反之，从内容的挖掘到形式的表达，其都将以一个崭新的面孔出现在世界艺术舞台上。
原生艺术后时代的特殊艺术语言很丰富，持续的时间也许比较长，不能过早给它下定义，它正等待着我们积极去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