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星|胡斌:系统中的青年艺术家与青年批评家

2018年12月14日 18:55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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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当代艺术之新星星艺术专稿】胡斌:系统中的青年艺术家与青年批评家

胡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艺术管理学系教授)胡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艺术管理学系教授)

  第九届新星星艺术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奖金模式转变成为艺术家办展览。作为中国重要的青年当代艺术家支持平台之一的新星星艺术奖本就集中了一批青年批评家评委,而此次,评委们不只是评选,还将给获奖的青年艺术家策展,这是青年艺术家支持方式的一种转型,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青年艺术家和批评家在成长中的关联。由此延展开来,我想谈谈现在身处系统之中的青年艺术家和青年批评家的现象和问题。

  一、系统中的青年艺术家

  这些年,青年艺术家的集群展出现扎堆的现象,商业平台抑或非盈利机构均投入了不小的力量来举办青年艺术家的联合展览,或是提名推荐或是海选,不一而足。除了展览,支持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官方或非官方组织、项目以及对青年艺术家市场进行拓展的平台也不断涌现,虽然名目不一,但总体上都显示出对于青年艺术家的高度关注。

  这种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从艺术系统更新的角度看,我们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捕捉新的艺术现象和资源的动力,而青年艺术家在相当程度代表着新的可能性,这既有学术研究上的艺术生态的考量,也有市场格局求变的诉求。学界或新藏家都希望能够看到新的艺术面貌,并且青年学术力量和青年藏家跟同一年龄层的艺术家更能够产生共鸣。另外,从组织展览、活动的成本以及收藏价格的角度看,青年艺术家更适合更广泛的机构和个体,因而构成了此起彼伏的“现象”。

  在青年艺术现象喧嚣的同时,针对青年艺术的操作机制和青年艺术创作本身,也产生了不少批评,有的批评甚至很尖锐。但这些批评并不是说应该停止对年轻艺术家的关注,而是提醒我们反思现今操作和展示年轻艺术家的系统和平台的问题。

  (一)过度消费与系统的专断

  操作模式方面的批评主要是指对青年话题的过度消费以及代际划分的合理性。现在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和市场推广越来越早,从本科读书阶段就开始了,对于青年艺术家的推升过程也大大缩减了,在极短的时间就希望将其推到明星的位置。他们的创作体系远未成熟,被各种“机会”鼓胀起来后,疲于应对各种事务,对真正具有研究性的探索变得无暇顾及。还有一些商业机构在艺术市场高涨的时候迅速抢占一些青年艺术家,并把他们的风格固定化,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而市场退潮后,那些仍然停留于“不合时宜”的风格创作的艺术家则被很快抛弃,当然,随着艺术市场的逐渐理性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越来越不被认可。

  在关注或消费青年艺术的同时,对于青年艺术的观察和研究却显得有些薄弱。在相当多的活动中,组织者习惯以代际或先入为主的总体定位来评判青年艺术,以一个总体的特点来谈80后、90后的艺术家,以某种“亚文化”的概念来看待整体的青年艺术。实际上,青年群体因为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不同,很难笼统地来评述。再就是,一些组织者对于青年艺术家多少带有“俯视”的姿态,而不是深入其中,以动态的持续性的工作来展开平等的观察和研究。对于青年艺术家作品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小清新趣味和设计化的创作方式。的确,现在不少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太过小资、小调、小智慧,缺乏艺术语言的探索性,缺乏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意识以及视觉的撞击感。我想,我们可以指责青年艺术家的媚俗、缺乏时代的担当精神和前瞻性,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反思一下现在看似宽松的艺术平台到底是怎样的。

  从学生毕业展到地方性以至全国性的青年群展、博览会;从朋友圈及各地策展人的推介到各种媒体报道和画册的传播,我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来寻找艺术“新星”。在这里,方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掘的是哪方面有潜力的艺术家?似乎最终还是落实到市场潜力上。受艺术市场的引领,当代艺术的媒材呈极度不均衡的发展状态,油画媒材以及“新水墨”创作极大膨胀,其他媒材,比如影像、装置并未获得比以前宽广多少的发展渠道,甚至在绘画图像的逼压下,有些装置、影像艺术家的生存处境显得更为窘迫。当然,有些艺术机构也在着力于未来艺术收藏趣味的培养,特设青年艺术家影像、装置、多媒体观念作品的专场,以发掘青年藏家对于前卫艺术的收藏潜力,但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太多。

  再则,青年艺术一方面似乎呈现越来越多元的趋向,但另一方面,其介入中国社会和思想问题的力度却依然孱弱,这种温吞的多元趋向和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现实语境的强度严重不对等。这样说,并不是提倡艺术作为社会的图解,而是探寻艺术与现实的某种张力关系,或者说仍然是基于艺术的“政治性”。现在我们的官方美术体系逐步开放,将一些前沿探索也容纳进来,但是这种容纳仍然是极具选择性的。而非官方的某些选拔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经常偏于视觉和技术层面的新奇,缺乏思想的力度和现实的体察,体现的是一种贫乏的“无公害艺术”。

  在面对国际方面,现如今的青年艺术家,不少接受的是国外的艺术教育,掌握的是比较流行的艺术创作方式和思路,他们已经逐渐跨出了以东方符号和对抗取胜的阶段,变得如此的国际化和去身份化,这些应该是值得欣喜的现象。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丧失了之前那种以边缘姿态和不同声音搅动当代艺术格局的活力,变得如此的同质化,成了没有在地性和思想力量的当代艺术流行趣味的印证品。一方面,他们对于国际的艺术系统比较熟悉,懂得进入这些系统的通道。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系统也日渐致密化,经由某些美术馆、画廊、收藏家、策展人、机构负责人等,已经编织起非常强大的国际网络。于是适应这套体系成为年轻艺术家必然面对的课题。虽然有不少年轻艺术家在反思这个体系,但是这种反思大部分属于既有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他们制造出声音,然后顺利被这个系统接纳。艺术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拓展之中,年轻艺术家们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轻松的揶揄和调戏,成为艺术系统乐见的调料。它以反展览体制和调侃艺术系统为指向,却给久处无趣的、规整化的艺术系统的人们带来了莫名的兴奋点,于是迅速被加以追捧,进入各类重要展览当中。

  当我们依循青年艺术家所声称的创作主旨时,我们说,对艺术制度的反思和对自主性的强调似乎显得无比的正当,但是在所呈现的结果那里,我们却看到了某些突出的、集中的趣味取向,以至于,有时策展人、收藏家、艺术家们在一起就会说到,现在又在兴哪一路艺术。比如,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以个体或家庭记忆的物件做作品的例子,艺术界对此也津津乐道,但是,当你去到一些国际大展和博览会便会发现,原来这种做法是如此的普遍,它们都是一个趣味共同体下的产物。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抹杀青年艺术家们的努力,一方面其所面对的社会系统较之从前更加强大而绵密,他们的反抗显得有些乏力,另一方面,浸淫在这个肢解力和容纳度都非常突出的系统之中的他们往往所采取的不是剧烈对抗的形式,而是更为琐细、离散的个体行动。轻易否定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青年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反过来,我们应该走近他们的世界,剖析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细微变化。

  (二)回应与变换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的艺术系统本身也在做出回应和变换。有些活动的组织者逐渐认识到,扶持青年艺术家不能只注重一时的轰动效应,还需要考虑持续性,扶持平台要有长期的规划,要建立长久运营的良性机制,而不是仅凭所谓的“情怀”或者盲目乐观的预期;对于艺术家也要有持续的激励和选拔的后推力,而不是仅看展览数量和短时期的交易量。在扶持的方式上,应该更加地立体,除了大型群展,还有具有针对性的专题展、个展,并通过各地巡展乃至国际展扩大交流和推广的效应。除了展览与评奖,各种讲座、工作坊、创作立项以及驻地计划的深度拓展也应并驾齐驱。在地域分布上,有的青年支持项目注意到不能仅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还应该将拓展活动延伸到二三线城市,或者通过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联动来打造多元分层的活动架构,影响更大范围的人群。并且,中国的艺术格局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处在不断变动当中,比如近两年,媒体所称的“中国当代艺术第三极”——深圳的崛起就带动了当代艺术生态的区域变化。

  目前中国的青年艺术扶持的类型的可谓是丰富的,既有“主流”的,又有“当代”的,主流当中有区隔,当代之中也有分层,但是不同区层之间呈现严重分化的状态。艺术家似乎可以自由选择某个对应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一旦进入某个区层几乎是很难更改的,评价体系、展览和市场网络都非常不一样,而每个区层又有各自的局限和问题。比如国家层面所推动的扶持项目,强调的是宏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主题,价值导向上也有明确的方向,但有论者就指出,一方面这的确提示出青年艺术家应有的责任和当担,但另一方面也忽视了青年艺术家在参与主流价值塑造时的“特性”。 而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国家对于青年艺术的立项支持导向与国际艺术状态存在错位,这使得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让渡了在前沿艺术领域的引导权。

  如何打破那业已僵化的艺术系统,近些年来中国艺术群落和自我组织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提示出新的途径。群落和组织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经济条件、环境氛围、教育背景等等。它们不少是针对目前的艺术系统而形成的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组织方式,但它们的介入多少改变了这个系统的生态,并引发一系列的反应。就艺术教育而言,这方面的探索实验变得更加的复杂,除了体制内部在孕育区别于既有体制规则的教育空间;某些另类空间、自我组织也在从事具有学校性质的开放性教育工作;在国际策展潮流中,还出现了所谓“作为学校的展览”的新实践。这些实验已经逾越了体制、空间、机构性质的界限,着力于建构穿越各种戒律、却又非对抗性的教育和话语平台。比如在广州,由逸出学院体制的当代艺术家徐坦、黄小鹏组织的“黄边站”艺术机构,作为官方艺术体系外的当代艺术“研究—教育”平台,其引领学员展开了一系列的有关珠三角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项目,它力图以灵活而民主的方式推动当代艺术的实践和本土艺术生态的改善。学院内与外这样相异又互动的教育生态结构是造就青年艺术家面貌的重要因素。当然,它们在进行所谓积极的知识生产的同时,其自身或之间也需要某种批判力,从而接受质询和获得新的变化。

  概而言之,真正有效的中国青年艺术扶持一方面要继续撬动旧有的国内艺术运作机制的“铁板”,另一方面又要打破国际艺术系统的话语垄断。而这种双向作战也是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所绕不开的任务。

  二、系统中的青年批评家

  青年艺术家状况如此,那么,青年批评家呢?近十多年来,关于艺术批评“失语”“缺席”“边缘”“平庸”的说法不绝于耳,并且每次都引起强烈的反响。我想,笼统的指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说法到底指对的是什么?细审之,它们无非是指现今的艺术批评不能有效介入当下的艺术现场,没有力量,也没有立场。那么接着需要追问的是,果真如此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一)批评的思想资源

  从思想资源方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后,出于对过去单一化的思想和艺术制约的反叛,国内艺术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的现代哲学和艺术信息,并付诸实践,由此涌现出了一批前卫艺术家和批评家。正如黄专所言,哲学成为那时最直接的思想批判和精神重建的武器,甚至构成了某种话语权力。到了80 年代中后期, 作为对这种哲学运动的反思和观念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各种“后学”逐渐成为了主要思想资源,并促成了中国由 80 年代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向 90 年代“当代主义”观念运动的转型。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逐步活跃起来,艺术家们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进入国际艺术平台的机会,文化权力与殖民话语的问题由此变得愈加突出。面对新的艺术现象和环境,“后学”是批评家们的重要武器,同时因为对于话语权力、消费社会、流行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中的不少评论带有社会批评的浓厚色彩。

  现如今,各种“后学”仍是批评家们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他们对于批评学科本身的建设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实际上,这也是几代批评家努力的结果,比如易英对于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的译介,以及沈语冰在这方面的系统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等等,促进了批评学科的完善。一些青年批评家的工作正是以此为参照逐步展开的,并树立起了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比如谈到如何重建当代美术批评时,青年批评家何桂彦曾提出应具有的三个要求:熟悉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有自己的方法论;具有学派意识。” 此外,视觉文化和图像理论的兴盛和大力引介使得视觉观看、视觉机制的问题成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不少批评家以此方法分析艺术图式的结构与社会文化的权力关系。还需要提到的是,虽然青年批评家大都出身于现当代艺术史或艺术理论专业,但是他们的阅读兴趣绝不停留在现当代哲学、艺术理论方面,近些年来,在一些年青批评家那里出现的对于古代及民国学术的阅读热潮就是明证,并且有的还将这种阅读心得注入到了对当代艺术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当中。可以说,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艺术批评正变得学科化,然而,我们还处在学科建设的路途当中,而学科化所伴随的还有大家经常所批评的“玄化”,它可能是专业门槛的问题,也可能是批评写作本身含混所致,这些状况都导致了艺术批评与许多艺术家以及公众的隔阂,但这并不能成为阻碍学科化的理由。

  (二)批评的新形态与新语境

  从批评家与艺术家、批评家与策展人的关系看,80年代批评家和艺术家交错互动,共同汇入到某种社会与艺术的洪流当中;而90年代,不少批评家有着概念引领者的作用,通过批评文本和策展将某些艺术现象以标签的方式推介出来,甚至某些艺术家、艺术现象莆一出台就打上了某个批评家的烙印。现今,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工作呈现更为个体化的趋势,批评家作为思想引领者、“艺术推手”的作用在下降;或者说,整个艺术环境已经发生了转型,画廊、艺术博览会、艺术家选拔计划等使得艺术家拥有了各种市场行销和交流的机会,单纯的艺术批评对于这个系统的影响被减弱。在此情形下,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工作更多地应是突破这些既有体系的局限,而形成个体的自发的实践,在某种局部的共同知识和趣味上形成碰撞和沟通。实际上,现在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已经无法满足艺术家们多取向的工作诉求,这也是由艺术家创建的另类空间、自我组织、展览活动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当然,作为批评家,他既可以参与其中,成为当中的一员,又可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揭示他们工作的特点,提示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双方共同处于思想生产者的链条上。而说到批评家与策展人,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这两者合为一体。对这种现象,有的表示反对,认为批评与策展是联系紧密却又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既做批评又做策展,会影响批评的独立性。有的则不以为然,比如冯博一就提出,以策展方式进行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的确,在前辈批评家那里,很多艺术潮流是通过批评性策展的方式所推动的,而在现在的批评家这里,策展当然也是一种批评,但是,很多时候它并非促成一种宏大的艺术潮流的建构,而是贯穿到微观的艺术实践的组织当中。这种批评实践的新语境也使得批评以往的独特位置在丧失,它只是整个艺术系统中的一环,甚至有时隐退到其他环节的背后,然而,这样的整体联动的研究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切入当下艺术现场的做法。

  最后一个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随着资本与艺术关系的日益紧密,在资本环境下批评家和策展人的立场问题。出于对批评家独立精神缺失的担忧,有人强烈指责艺术家付钱给批评家写评论的现象,对此不少学者也提出过解救的药方,比如改革艺术批评的收费方式:让原来占主流的艺术家出钱购买批评家文章的方式退出舞台,为职业的独立批评家设立艺术批评基金制度、出台批评家的课题制度及独立批评家的个人资助办法等,让媒体成为艺术批评的主要买单者。但这些看起来可以逐步实施的措施却没有充分展开。现在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催生了一批“网络批评家”,网络批评没有门槛,且更加直率,但是极容易陷入随性的“口水战”,缺乏真正的学术论争;并且,这种“众声喧哗”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评的权威性。另外一个问题是,批评家和策展人穿梭于美术馆、画廊、博览会、拍卖行等公立、私立的各个领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虽然说,批评家和策展人或许有一套保持独立性的方式与不同的机构发生关系,但是如此混杂于价值取向和性质迥然有别的区域难免不产生利益纠葛。可以说,艺术界非盈利事业和学术基金制度的薄弱将艺术和批评的学术性一块伤害了。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可以对某些现象说“不”,但我们还需要从机制上支撑独立创作和批评的有力保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间资本的投入,有些栖身于民间艺术机构和媒体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开始发展起来,他们的工作相对纯粹而有序,从而丰富了既有的批评家、策展人队伍;此外,支持严肃而独立的批评写作的项目和奖项也在日渐增多,这些无疑鼓舞着新生的批评力量。

  以上的分析与其说是谈批评的“失语”,不如说是讨论新的时代语境下艺术批评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国内艺术批评的现状有的是整个学科和艺术系统变化的结果所致,有的则是缘于所谓的“国情”,我们要有的放矢,才知道中国艺术批评的前路何在。尽管一个系统性的角色失落不能就此改变,但我们也看到,某些可能性已经在这种新语境下萌生!

  井:虚拟时代的视觉

  #:Visual of the Virtual Era

  2018第九届新星星艺术奖入围百位艺术家联展

  The 9th New Star Art Award Shortlisted Artists‘ Group Exhibition 2018

  2018第九届新星星艺术奖颁奖典礼

  The 9th New Star Art Award Ceremony  

  中国 · 南京

  CHINA · NANJING

  学术总监:吕澎

  Director: Lyu Peng

  年度策展人:蓝庆伟

  Curator:Lan Qingwei

  评审团:胡斌/蓝庆伟/李国华/廖廖/宋振熙/王春辰/郑闻

  Jury:Hu Bin/Lan Qingwei/Li Guohua/Liao Liao/Song Zhenxi/Wang Chunchen/Zhen Wen

  终评时间Final Selection Time:2018.12.30

  颁奖时间Time:2018.12.31

  开幕式Opening:2018.12.31

  展期Duration:2018.12.31-2019.1.15

  地址Add:江苏大剧院 Jiangsu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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