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对于我来说，是手忙脚乱的一年，除了反复修改打磨“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中标作品《晒佛节》（1200cm*250cm），还要完成“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作品《老戏台》（620cm*200cm），因为这两个工程都到了验收的关口。所以，这一年下来，另外创作的时间就显得十分紧促。
按部就班地想，紧锣密鼓地做。好歹总算完成了既定的计划。除了以上两个国家任务，另外，我又同时创作完成了巨幅油画《冈仁波齐》（1000cm*200cm）和巨幅油画《圣域图腾》（900cm*200cm）。混混沌沌中，不觉，已是一年的光景。
创作《圣域图腾》，依旧延续了去年的思路：平素里，除了规规矩矩完成一两幅比较“正经”的作品，年底之前如有时间，作为收官之作，完全摒弃顾虑，自由自在地释放一回性情，或是试图兑现积攒了多时的想法，也算是对一年创作的总结，抑或对未来的期许。虽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艺术之路去向何方？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固步自封，自我重复是艺术创作的大忌，不断解脱固化的模式，或许是目下突破自我的一点办法。
一笔笔的涂改，实在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从事艺术创作很苦，挑战巨幅油画很累。多少个日子都在疲于奔命，多少个梦中都在思忖着艺术的突围。任凭你如何的自信满满，信誓旦旦，终究需靠作品说话。七上八下的打算，胡思乱想了一年，总要把那些无端的乱绪整理成具体的画面语言。说到底，艺术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否定与肯定的计较与妥协。
寻找艺术语言的自主与突破是创作这幅作品的原动力。放下思想包袱，清零功利，留一个纯粹的艺术动机，从而找到属于个人气质与心性的代表性语言，也为自己长远的艺术规划打开一闪可窥探的门。为了把这幅作品画的自我一些，我原初的想法是，面对画布，放松心态，任凭思绪天马行空随机地游走，想到哪里画到哪里，努力与习惯切割，忘记旧有的经验，观照心灵的期翼，自省学术的趋向，创造风格鲜明的个人符号。当然，艺术的表现性宽博自由，无中生有，可婉约可豪放，可华彩纷呈可内敛含蓄。客观世界有形有限，而精神世界则无边无际，这也给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可能和表现的魅力。当然，真想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游刃有余地找到磅礴自在的个人符号，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艺术家的灵性与才华、修为与造化。
毕竟在虚无的精神世界奠基起一个理想的空中楼阁，又远不是自我意淫的画饼充饥。思绪可以天马行空，灵性可以召之即来，但落实到画面上却又可能是另一番光景，因为任何艺术元素的再造和重组都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关系，局部的华丽如果有挬于整体的基调，则是零散的也是多余的，因为艺术必须是一个所有局部关系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也正是巨幅油画创作的最大困惑，也是最痛苦最纠结的所在。由于每一步计划的落实又会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经验的驱使，从而形成习惯性的重复，而使得艺术的创造力常常止于惰性，毁于庸俗。基于这些，创作的突破是凭想法还是凭感觉，这都会在表现的过程中形成撞车，而让你的想法变得扑朔迷离或不得始终。
当一切成为历史，留下的都是满满的苦涩回忆。
每天看着朝阳入室，及至暮色沉沉，心头总有挥之不去的沉重，期待着巨量的释怀。一天天，一笔笔，不厌其烦，也不胜其烦。画着画着，一些躲躲闪闪的奇思怪想随时不断否决掉既定的画面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涂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有时候，极尽努力而不得要领，偶然灵感却妙趣横生。或许绞尽脑汁未必是需要的结果，但唯有殚精竭力终是制胜的法门。
因为没有预先完整的草图和理想的构思，在整体的布局上我反复试验，从而增大了创作的难度。之所以如此，只是想加进一些随性、随意、随感觉的偶然契机，或是率性的笔触、或是有趣的构成、或是意象的元素，但这又不断成为创作过程中最容易毁掉重来的症状所在。在色彩的运用上我一直坚持主动设计的理念，收窄用色，力求简而丰富。藏族服饰以红黄为主，黑白附之，极具民族特色。为更好的把控色调使之接近创作意图，我大量地运用各种红与黄，少用或不用蓝与绿，以黑白灰做调和，这样画面就显得单纯而热烈，高贵而神秘，也与那份雪域高原的原始气息和宗教精神十分吻合。人物的组合我力求打破空间关系，让每一人，每一物都成为一个构成元素。每一处色彩、每一个纹饰、每一个笔触都是构成整体画面语言的一部分，取舍与强化是自始至终的创作主旨。
尝试着加进一些构成元素和材料的运用，期待着出现一些生动的偶然，以期突破目下的羁绊。因此，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实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折磨心性抵达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灵魂修炼、人格完善的过程。毕竟诺大的画面需要消耗太多的心志与精力。
艺术风格的形成，非一朝一夕的修为。只有不断突破既定的自我，才能抵达理想的境界，然而，这终究又不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甚至要成为毕其一生的追求。何况一个游走于职业生存和艺术理想的画家，那份挣脱的难度和矛盾的困惑可想而知。好在我有足够的愿望和勇气期翼着不断突破自我！
王昭举
2019年1月21日于北京宋庄兴惠园艺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