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中国精神病艺术之父郭海平

2016年03月17日13:41   新浪收藏   微博收藏本文     

郭海平-行为作品-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2002 郭海平-行为作品-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2002

  最早知道郭海平,是几年前朱其来办公室聊天,临走时递我一本书,说:“这本书可以看看,南京艺术家做的,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是一个“审慎”的用语,在艺术批评家那里,不至于把推荐的艺术家拔得太高,也不至于抑得太低。

  这本书叫《癫狂的艺术》,可看作今天我要推荐的《我病故我在》一书的前传。接到那本书后,我翻了翻,有点讶然,感觉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做的事,很西方、很国际。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还停留在争取普通人的权益(包括个人的利益)和权力,郭海平先生却一头扎进精神病人的世界里,探访精神病院里所谓“非正常人类”的艺术征兆。——我只是翻了翻,内心微微生起些敬意,然后将它塞进了书架——每月接到的书籍画册太多了,庞大的的信息流阻塞了我的心,要么无法披沙沥金,要么看到金子后,也兴奋不起来。

  但真有识货的。隔些时日,诗人宋逖先生来访,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央我送他。就这样,《癫狂的艺术》从我手头流失了。我与郭海平先生的连结就此不具有任何痕迹。

  然而,宇宙间通行的是“吸引力法则”,同类或相同心灵的人,迟早是要“物以类聚”的。看美剧《都铎王朝》,享利五世阅读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后问友人:“国王,究竟是该让他的民众敬畏,还是爱戴?”他成功了,他选择了“使敬畏”。英格兰迎来了辉煌的工商业时期。已逝的智者木心先生将人类活动区分为“动物战略”(野蛮)和“植物战略”(文明)。他讲,看起来是动物战略占上风,但最后一定是植物战略在起作用的。这与中国老子的智慧不谋而合。也与当今心理学最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太阳不会强迫地球围绕着他转,强迫力法则不起作用,一定是太阳靠自己的吸引力吸引地球围绕着他转。同理,月球围绕着地球旋转也是吸引力法则。可见,使敬畏便是动物战略,便是强迫力法则;使爱戴,便是植物战略,便是吸引力法则。强迫力可以不可一世,吸引力自然万古长青。

  这虽是题外话,但我认为这些题外话,能对郭海平先生的《我病故我在》有很好的诠释作用。他的艺术企图是很清晰的,在艺术、宇宙(或曰自然)、社会三块大饼中,他取交集:能指是艺术的,所指是宇宙的,借指是社会的。

  正是由于吸引力法则的缘故,2011年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做新书签售会,主办方为我邀请到的主持人居然是郭海平。这是一次奇特的相遇。此后得知,他是南京当代艺术的元老,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即发起艺术史上有名的“晒太阳”活动;他同时也是南京“半坡村”酒吧的创始人,那个酒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南京作家、诗人、艺术家灵感来源的中心,功能类似于巴黎左岸的咖啡馆。只是令人伤感的是,左岸还在,半坡村已无。此后,在我深入了解南京当代艺术家的群体的时候,他和黄药等一批南京著名当代艺术家的魅力、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吸引了我,终于,在药美术馆的一次展览上,我将这个群体正式命名为“疗伤系艺术家”:

  ——南京有一类艺术家,他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玩前卫艺术(那时还没有当代艺术的概念),几经浮沉,忧世伤怀。30年后,仍然对艺术抱有一种滥漫的、脱离俗世气息的玩耍之情,你可以称之为“精神纨绔”。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不管当代艺术如何变化多姿,这些艺术家始终构建着南京的前卫艺术圈子,并且形成了一个以七、八个人为核心的,松散的艺术家部落。当艺术家纷纷投奔京沪之时,这个群体却在民国旧都扎根下来,日复一日地玩着自命非凡的、嘲弄或伤感的艺术游戏。

  ——“疗伤系艺术家”的确立,既不同于早期的伤痕美术,也不同于西方的感伤主义,而是一种产自南京本土的、有固定艺术场所与交往的、互相激发与心智修行的艺术实践,他们将艺术与生活同构化,着重表达的却是一种“艺术的无力感”。这种与所谓“艺术的力量”背道而驰的主旨恰恰是“疗伤系艺术家”最为深邃的精神烛照。

  显然,对于这次命名,郭海平是有精神准备的。它更像是一种顺其自然、恰如其分的观照。在巨大的艺术孕育、思想采集中,黄药、郭海平、罗隶、刘绍隽、孙大量、成勇等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浮出水面,他们跳出了艺术界狭小而功利的圈子,作为一个群体翻越了那道存在、虚无、令人诅咒而高歌的现世“柏林墙”。他们拖着病体,做南京之城的溢出物、当代艺术的溢出物、中国社会的溢出物。

  而在这个群体中,郭海平的艺术即低调又光彩夺目。《我病故我在》这本书,不仅全面展现了郭海平先生独特的哲思智慧,也重点呈现了他独到的艺术之光。“精神病系列”、“旋系列”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杰作,这些有份量的、沉甸甸的作品昭示着三种力量的未亡:一是精神病人的创作能量;二是普通人与精神病人沟通的可能性;三是从精神病人的遭遇折射出来的社会批判。

  在精神病院里存在两种人:一种是真有精神性的疾病;一种是因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异己分子。所以,在人类世界,精神病院是治安机构的一部分,是暴力的近义词,是无耻之疣。假如说,福柯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写出了《疯癫与文明》这部不朽的著作,那么可以说,郭海平先生是他的中国再传弟子,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填补、延展了注脚与插图。——尽管这么说,很冒险。

  有人讲,文学是“人学”,对人自身的探索,旷古无边。艺术也是“人学”,精神病人是人的一部分,是我们走失的亲戚、离散的故人。荒木径惟曾写了一幅书法:“入佛道易,入魔道难。”精神病人是在魔道里重生。后来,我跟郭海平讲,所谓修行,就是人想在不失控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能量;而我们定义的精神病人,已经具有更大的能量,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失控的。

  交往中,与郭海平的聊天,每每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他说:“精神病人看我们,才觉得我们不正常。”“我跟精神病院院长说,在你看来,他们都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梵高。”

  一般人能接受到的声音波段和视觉光谱是有固定限制的,精神病人和自闭症患者却超越了这个极限,他们拥有一个异想的世界,在那里,所见所闻,匪夷所思——到底哪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呢?

  能量与物质的关系、唯心与唯物的关系、存在与临在的关系、自由与限制的关系等等追问,在郭海平的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我病故我在》正是这样一份病历报告、住院记录——他是中国这个大病房的自疗者。也可以说,关注精神病人实际上是在关注他自己内心无穷的探索。没错,关注人类即关注人自身。

  书中,有一篇易受忽略的小文章,他的创作手记《旋的诱惑》。在这篇文章中,他平淡地叙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2009年10月,他被诊断为肺癌,在等待开胸手术的时间里,他感受到了黑洞般的螺旋的力量,对于一个临终者,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生死悬于一线,他对于料理生前身后事,已书写下了遗嘱——但就在推上手术台的前一刻,他被告知是误诊了。

  命运仿佛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但我认为,恰恰是这次误诊,使他对待生命,有了新的意识(是意识而不是认识)。这如同佛教徒的开悟:参透了生死、获得了平静。而且观这篇小文,我认为郭海平的确是开悟了,剩下的仅仅是修行。你看,他说了:“精神病院和疾病让我体验到了漩涡的力量,我希望这是人生命中自然属性的一种觉悟……艺术可以帮助我寻找这种体会和感悟,因为在创作中,日常性的思维全部中断,留下的只能是保持沉默。”读者当知,此沉默即“空性”。

  此两日,我陆续接到郭海平的短信。他又有新的感悟:

  “疾病是抵抗和超越当今世俗功利社会的最后一种力量,欲治愈这种疾病,最好的办法是理解它和尊重它,艺术是上策,医学是下策。”

  “没有人文精神的医学是野蛮的。”

  “疾病让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得到体现。”

  他还不知道我给了他一个世俗的称呼:精神病艺术之父。以前,只有艺术家零星地关注过这个领域,而只有他,系统的、大量的、深入的、持续地将它进行了下去。这顶高帽子,我乐于送他,不是奖励,只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达的敬意。

  愿精神病人与我们合体,愿异次元终被理解。阿门(但愿如此实实在在的)!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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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郭海平精神病胡赳赳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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