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1958—2016）

　　1988年8月，我离开北京，接受武汉大学赵冰博士的邀请前往武汉大学建筑系任教。其时，赵冰作为中国建筑界最年轻的博士（年仅25岁）正受到建筑圈的批评家王明贤、顾孟潮等人的追捧，仿佛初出茅庐的诸葛孔明一般被建筑圈的老一代大师视为天之骄子，宠爱备至。

　　我是在一次研讨会上遇见他，由于理论上的共同旨趣，我们都在自己的发言中谈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这种雅斯贝尔斯式的宏论招至好几位社科院的博士们 的围攻，作为随后的发言人我所发布的论纲也同样被这些“专业”学者们所不屑。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平日里我们艺术圈的“野心家”和社科院的“太子党”们集会 的沙龙里也经常发生，他们总是嘲笑我们在理论上的狂热。但是这对于正处于血气方刚年龄段的我们来说，并不能毁掉我们的雄心。这种冷嘲热讽反而激发了我们的 “不服气”，他们越是鄙视我们的“学术”能力，我们就越要表现这种能力，“你不让我碰哲学，以为那是你们的专利，我就偏碰， 我气死你！”

　　正因混迹江湖这种无法躲避的政治性更加激化了我的“励志的不满”，于是我就更加如饥似渴地攻读起那些被专家们公认的最难读懂的“大部头”。

　　到武汉大学后，怀揣着改革大学教育的文化梦想，我和赵冰一起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研究和教学实验活动，我们按照包豪斯式的教学规制改版了武汉大学建筑系的 基础科目，开办 了“每周名人一讲”的课外“课程”，并和武汉文艺界的精英分子联合举办了标志着“中部崛起”的“沙龙49会议”。

　　对于我和赵冰在武汉学术圈的“兴风作浪”，武汉的批评家们大多持宽容、爱护的姿态，虽谈不上一呼百应，却也算得上“积极回应”。

　　然而，有一个人却对这种闹运动式的狂热始终冷眼旁观，甚至格格不入，这个人就是黄专。

　　记得，有一次不知出于何故我们“武大帮”要和武汉批评圈代表谈判，这边，坐着赵冰、任戬和我，对面坐着黄专、严善錞和曾春华。曾春华劈头一句：“你们来 了，武汉就又多了几个打手啦！”我听着觉得这小子说话很难听啊，但又碍于谈判要务在身，也不便立马发彪，于是我展开长篇宏论，说明“强强联手”的历史意义 和我们胸怀的伟大抱负。会上，自始自终，黄专一言未发，在我慷慨激昂的“演讲”时刻，黄专一直冷眼盯着我，就象萨特所描绘的“把你沦为对象”，沦为“地 狱”的那种眼神。每次我的目光与他的对视，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尽管我努力表现得“谈笑风声”，但心里还是埋下了阴影。这就是黄专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一 个难于相处的冷血动物，当然也肯定是条硬汉。

　　当时的武汉江湖，就是以我和赵冰为一方，以黄专、严善錞、祝斌为另一方的冷战格局，在我们 这一边是黑格尔、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而在黄专那边则是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最终，使这种“形而上的争吵”的氛围改弦易辙的并不是黄专 等人的波普尔理论占了上风，而是吕澎带来的新问题“理想与操作”。在吕澎看来，我和黄专都属于空谈理想的“坐而论道”派，而问题在于行动。

　　当时，吕澎来武汉对于年轻的艺术家而言简直有点像贫农的儿子“路遇耶稣”，差不多在其所到之处充满了谈笑和掌声。因为吕澎的主张给90年代初仍在失落和茫然中苦苦求索的“先锋艺术家”们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

　　然而，面对这新一轮的狂热或盲目乐观，黄专的态度依然是冷漠的。就连黄专的同道密友严善錞都掺和在由王广义、魏光庆和我组成的武汉“艺术家代表团”的队伍里去火车站迎接吕澎，并戏谑地称呼吕澎为“伊利奇”同志。

　　关于黄专和吕澎的首次会面已经通过吕澎发表在多处的回忆文字成为江湖上脍炙人口的轶事。此处，我还可以提供一幅关于黄专和吕澎第一次思想交锋的历史图画。记得那场论战是发生在武汉大学我家的轮值晚餐会上。与会者有黄专、吕澎、祝斌、彭德、王广义、魏光庆、任戬和我。

　　晚餐过后，吕澎发表演说，一方面意图为“广州双年展”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则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噱头，发表了抵制“本质主义”的宏论。其后，黄专、 祝斌轮番对吕澎的论点展开了理论轰炸，其激烈程度是我投身85美术运动以来首次遭遇，由此可对范帮的“杀手锏”窥见一斑。席间，我是帮吕澎说话的，我的基 本立场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创造历史的热情，并且他坚定不移地行动了，那无论谁也挡不住他去这么干，因为这是他的自由！不过，论辩中我也深深感到他们的质 疑是强大有力的，由此足见他们武汉批评圈的理论功力的确名不虚传。

　　正是以这次理论交锋为缘起，我和黄专之间开始了“发小式的”亦敌亦友 （学术上）的长期交往，平日里走得不近，心灵上却息息相通。他跟广义才是真正的密友，通过广义，我会经常发布对于“黄专思想”的辩证性批判或评述。也以此 为契机，我开始了对于来自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著作的深入阅读。

　　从1990年到1995年，由于受到黄专的刺激，除去用在画画上的时 间外，我几乎是足不出户地埋头苦读。期间我开始精研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卡尔·波普尔、拉卡托斯、蒯因、艾耶尔等人的学术著作。随着阅读的不断深 入，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巨大改变，如果用哲学家的术语表述这一变化，就可以说我已经由一个存在主义者（85时期）转变为一个实证主义者，并进一步转变为一个 结构主义或在话语策略上的一个解构主义者。

　　这都得归功于和黄专的那场辩论，如果不被那场争论的“域外之爪”爪伤，我肯定不会理会卡尔·波普尔或者卡尔纳普那种曾被拿破仑讥讽为“小店东”的英国佬式的琐碎唠叨。

　　在生与俱来的禀赋上，我一直是哲学界所说的“欧陆哲学传统”的狂热信徒，这当然缘自我的学术野心，我幻想着成为马克思、尼采式的人物，最起码成为康有为、梁启超式的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的知识分子。因此，我的“兴奋灶”全部聚焦在具有颠覆性色彩的人文研究方面。

　　然而，卡尔纳普对欧陆哲学所发起的那种极富挑衅性的，或者说尖酸刻薄的攻击也实在魅力无穷，这常常令我想起黄专的风格，黄专常以波普尔自居，可我却觉得 打起嘴架来他更像卡尔纳普。卡尔纳普给未经分析哲学洗礼的欧陆文风冠之以“表达的形而上学”的绰号，并进一步通过剖析这种文风的机理，将其贬低为“啊、啊 的呼喊声”。或者由卡西尔提供的词汇“情感叫嚷”。这种醍醐灌顶般的“棒喝”令我幡然醒悟，原来我多年来一直视若至圣真理的“革命哲学”也不过只是一个时 代的“剧本”，并不具有绝对性。

　　冷面模写的“现实”通过阅读的锐化开始向我显示出它赤裸的，带有威胁性的一面。它让我想起黄专不断对我强调的所谓“情境逻辑”。

　　然而我在骨子里其实始终是一个单向度的人，无法真实置身于辩证的现实生活中而从容不迫。正因此，我开始为自己再次虚构了一个英雄身位——“神圣的下降”——“象出租车司机那样，哪里叫唤就奔向哪里！”

　　我开始滑向了文化虚无主义的维度，开始把曾经信奉的真理视为知识的敌人，甚至把所有的与人文研究相关的活动都斥之为“文化神经官能症”（弗洛伊德语）发作。以为自己真正窥探到了真理的谜底。

　　于是我远离艺术圈，创办设计公司，深入生产第一线，甚至在工地上和工人师傅一起干力气活，在内心深处描绘着一个靠血肉之躯扛起世界的血性男儿的英雄画像。

　　然而，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我才慢慢品尝到了所谓“炼狱”，甚或“地狱”（萨特意义上）的滋味。这种滋味的苦涩之处也许并非源于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源于一种无法通过交往理性改变的政治作用力。具体地说这种

　　作用力即是排挤和歧视。我们原以为可以靠优秀的工作赢得尊重和业绩，但实践证明，在中国，这只能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啦。

　　此次市调历险让我与齐泽克的所谓“真实域”不期而遇，一个现实域的“裂缝”，一副更加可怖的“世界1”面孔。这个“真实域的裂缝”是一个横亘在我所虚构的剧本和现实本身的尺度之间的鸿沟，与其相遇让我深受震撼。

　　我再一次在全身心投入的新信仰中败下阵来，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仿佛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在我的精神履历上，1996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一年黄专策划了“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肯定是由于我开宗明义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黄专的这个展 览未能对我发出邀请，但是我出席了该展的开幕晚宴，黄专在晚宴上和我碰杯时对王广义、张晓刚等艺术家说，舒群是具有超越性的人，这个酒会，他敢来参加就证 明了他的段位！王广义、张晓刚等人随声附和说：“那是，那是！”

　　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京开办的设计公司不能持续了，我必须寻求新的方向，“生活世界”的可怖又把我吓回了书斋，然而对“形而上学”的不信任让我仍不肯回到艺术写作的旧路上来，我必须得到更为坚实的信仰基础，否则对我而言便是一种“沉沦”了。

　　这以后黄专给我写过许多信，劝我回到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去，但终因我尚未想透重拾写作的理由，便未能如黄专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他的“创业伙伴”，而是仍旧徘徊在十字路口，在阅读中寻找新的“认识论根据”，这个过程差不多整整花了8年时间。

　　直到2002年，我才在一种本能情绪的驱动下开始了“工农兵系列”的创作。

　　正如我在与黄专的对话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时我感到自己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起码是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画“工农兵”对这种抑郁状态是一种克 服。然而由于这种本能直觉尙未在阅读中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因此，这种写作于我尚不能起到精神解放的作用，我再次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此刻我想到了黄 专，当时我感到只有通过与黄专的对话，我才可能找到问题的根源、要津和答案。

　　果然，不负所望，黄专的再次“棒喝”才把我从徘徊于死神边 缘的自我怀疑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记得这次谈话的现场是在广州番禺黄专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彼此寒暄过后，我便以像农民代表找列宁索要“真理”那样的口气质 问黄专，“为什么画坛不能给予一个世纪天才应得的礼遇？”大病初愈的黄专沉默良久，突然冒出一句：“你算老几？”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大概这个“问题”真正达到了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那种“打断常备反应，重塑普遍感觉”的效果，我被这个“问题”的闷棍击懵了，在神思恍惚的状态中我告别黄专，踏上了返程。

　　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仿佛得了一场大病，耳边依然回响着那个问题：“算老几？”这是一个问题吗？

　　忽然，我若有所悟，莫非世界本身不过是无数个“饭桌”？不论围坐在哪个座位上，都会自然形成从老大到老么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默认主页”。在中国， 这种秩序和舞台上的“演技”无关。即使你在剧目中扮演过大角色，也仍然决定不了江湖所给予你的待遇。你在江湖上的待遇是自然选择形成的，就如同餐桌上的位 次，受不了这个“法则”，你就退出“饭桌”。那么于是你也就退出了“世界”。因此，合适的态度就该是尊重自然选择的礼俗秩序，能排老几算老几，哪怕排在老 么的位置上也能心平气和地为大家服务。

　　悟透这个道理之后我就不再纠缠住“高人”追问了。那以后，再于艺术家聚会的场合遇见黄专我都自然地打招呼，自然地融入到大家共享的欢乐中。后来有一次，黄专对吕澎、广义、晓刚等人说：“舒群现在有敬畏之心啦！”

　　再后来就是他给我做个展、编画册，相对深入的学术对话。这个时侯，我才发现黄专并不是一个“本质论”者。他对学术的态度倾向于阿尔都塞所说的“无主体思 想”，只要其中包涵着需要重视的认识论问题，他都会一视同仁予以对待，认真提问，认真研究，直到他觉得完全吃透了困住你的那些问题及你面对这个问题所展开 的工作，他才会发表意见或提笔写出言简意赅却字斟句酌的评论。迄今为止，对于我的艺术工作的评价，我最满意的就是黄专做出的。

　　此后我时常为在我的人生中遇见黄专而感到庆幸，感谢上帝以一个“对手”的假面赐予我的灵魂上的密友，我和黄专是学术风格上的对手，但却是灵魂上的密友，我相信关于这一点，黄专在内心深处一定和我有同感。

　　记得在黄专已陷于弥留之际那段日子，我曾因一时兴起给他打去一个电话。这是我打给黄专的最后一个电话，但是我却在这次通话中听到了黄专从我认识他以来的 最响亮的笑声。现在回味起来，那笑声仿佛来自天堂，过去我曾抱怨过黄专总不让我把我要阐述的学术思想说透。如今发现，黄专的笑声里其实已经包含了他对我的 毕生追求的透彻理解！“诸子”之间是靠着心领神会的路径通达至圣之道的。

　　现将我曾发布在微信上的有关这个电话的回忆抄录于此：

　　我给黄专先生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由于兴致所至，当时我在丽都和郭小力一起吃饭，我们谈到黄专，我忽然感到我必须给黄专打电话，尽管小力提醒我黄专现在不 接任何人的电话，我说我的电话他会接！果然，没多久电话那边便是黄专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我跟黄专说，我和郭小力聊天，聊着聊着，就忽然觉得必须给黄专打 电话，并且我们都觉得必须给黄专说这么一句话：黄专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光束！我就这么说了，电话那边是黄专响亮的笑声：“瞎扯瞎扯！”完全不像重病缠身 的人！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笑声……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病情，他的消极自由部分，从形象到行动几乎不曾向我开放过，这些方面大 概只有广义、晓刚或者严善錞、邵宏他们才有缘亲近第一线。我和黄专的缘份就是学术和灵魂上的。写到此泪水已夺眶而出，为此，我的回忆就此打住，想和黄专讨 论的学术话题我会珍藏于心，留待我也升天归位那一天再找黄专畅叙！

　　2016年5月18日于成都犀浦棠蓉园

来源：新浪博客-诗书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