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谁为现代艺术开宗立派？谁为一战纪实？谁通向包豪斯？谁为艺术史留下最先锋一页？谁的创造力影响至2017年？
现代艺术的故事，最好从1917年讲起。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到了第三年，超过六千万人卷入战争，其中约六分之一失去生命。4月，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对德宣战，并将全球军事最强国的地位保持至今；9月，德国在东线发动里加战役，此后德军在东西两线只剩防守之力；11月（俄历10月），列宁领导革命，俄国退出帝国主义大战。
这一年，德加、罗丹相继去世，遗产是未完成的黏土模型和随性的舞蹈室速写。他们留下的破碎形象和重塑空间关系的企图，对后世艺术家来说是重要的遗产。
这一年，毕卡比亚38岁，毕加索36岁，莫迪里阿尼33岁，藤田嗣治31岁，杜尚30岁，曼·雷27岁，米罗24岁，苏丁23岁，布勒东和查拉只有21岁。他们同时身负才华和焦虑，正准备开启现代艺术的新章。
2017年，巴黎决定好好回望一下百年。
大皇宫召集全球顶尖雕塑家，举办罗丹逝世百年大展。蓬皮杜艺术中心也推出两个百年展：一是“1917”，重现了100年前欧洲的艺术盛景；二是“泉之文献”（The Fountain Archives），展出后观念艺术家萨丹纳·阿费夫（Saadane Afif）自2008年起从各种画册、杂志和教材上撕下来的800多张有“小便池”的图片——作为最狂热的致敬者，这个计划获得了2009年马塞尔·杜尚奖。
不那么有家国情怀的杜尚，是巴黎的骄傲。如今他是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形象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做与不做都同样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他总是对“游戏”——先是艺术，后来是国际象棋——成竹在胸，总是走在前面，实际上有点太超前了。“他根本不在乎别人！”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佩服地说。
杜尚从卫生用品商店买来一只小便池并署名“R.Mutt”的事迹早已写入教科书，然而时隔100年，仍有人认为现成品艺术难以理解。
1917年，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 在最后一分钟拒绝了 《泉》。《卫报》艺评人乔纳森·琼斯说：“这个协会为自己代表一切最新、最前卫的艺术感到自豪，并接受其成员之一杜尚的提议——任何人只要支付6美元就可参加开幕展。杜尚付了费，但开幕前夕的紧急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件杰作拒之门外。”
杜尚作何反应？他转而把《泉》拿到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工作室展出，不出所料，先是轰动、争议，最终是从者如云。在小便池之外，杜尚还选择过自行车轮、雪铲、酒瓶等，但小便池是最荒唐也最有智慧的，换句话说，是最成功的。
一个月后，杜尚参与创办的小众杂志《盲人》（The Blind Man）发声道：“马塞尔先生有没有用双手制作《泉》一点也不重要，他选择了它。”这等于宣布：艺术家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由他指定的现成品即为艺术，或者说，观点本身就是艺术。小便池原件早就不见了，今天在全世界展出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制作的17件复制品——只要是由艺术家选择的，是不是原件并不重要。
百年后再来看，现代艺术的观念革新好像突如其来又翻天覆地，实际上过程是自然而漫长的，“像糖溶于水”。杜尚对“改变”狂热却有耐心，他“眼睛笑眯眯的”，亲和优雅，从来不会为了建构自身而攻击他人。评论家阿兰·儒弗瓦在《黑夜的蝴蝶——巴黎20年代艺术大爆炸》中写道：“与大部分人相反，杜尚总是说艺术家的好，互相诋毁的癖好使他倍感厌恶。”
尽管如此，杜尚特立独行，不与任何流派为伍。即使在最亲密的朋友眼里，他也是一个谜。“马塞尔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个人物件，没有书，没有家具，没有相片。他不再阅读了，他早已满腹经纶。”儒弗瓦如此描述。
“我把瓶架和小便池扔到他们面前，现在他们开始赞美它们的艺术美了。”1962年，杜尚在一次讲话中不无得意地说。达到这一成就，他用了整整45年。
1917年，热爱纽约的杜尚住在纽约。当时正是美国空前排外的时期，国会刚刚通过法案，要求16岁以上移民在入境之前必须通过测试证明自己有读写能力。爱国主义情绪席卷美国，影院里正在放映《纽约的骄傲》，“I want you for U.S.Army”！由漫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亲自扮演山姆大叔的征兵海报狂印500多万份。美军征兵2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是自愿参战。
而此时的欧洲人是另一番感受。由战壕、坦克、毒气弹主导的一战比二战更加残酷，战争是欧洲人的切肤之痛。2月，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在防线上向一公里外的壕沟扫射，怎么也想不到他未来的挚友、诗人保尔·艾吕雅就藏身其中。
这一年，英国在西线配合法国，向德国发起了数次进攻，然而战果不佳。隶属于外交部的战争宣传局（War Propaganda Bureau）此前一直没什么作为，直到这一年，英国好像才终于意识到宣传战的重要性，专为志愿参战的艺术家组织了一个叫做“艺术家的来复枪”（Artists‘ Rifles）的训练营，或征召他们进入战地救护单位。
画家埃里克·肯宁顿、威廉·奥尔彭、C.R.W。内文森、保罗·纳什和威廉·罗森斯坦因此先后前往西线，在寒冷的壕沟里画速写和水彩，或者照顾垂死的伤员。这段噩梦般的经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战争中的部分画稿至今仍保存在同时成立于1917年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中。
而在后方，宵禁中的巴黎弥漫着及时行乐的气氛。巴黎城随处可以听到由班卓琴、低音提琴和打击乐器演奏的爵士乐，高亢的萨克斯管很少被使用，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饱受战争创伤的脆弱神经受不了。就连浪子罗丹也终于决定给相处53年的罗斯·伯雷一个名分，不过73岁的新娘于两周后先他一步去世了。
贫穷的艺术家们聚居在蒙帕纳斯区（Montparnasse），过着作息混乱的生活，时常饭不够吃，酒又喝太多。他们买不起颜料，却毫不犹豫地把画框劈成木片生火，以免冻着光临寒酸画室的“缪斯”。
没钱买煤的藤田嗣治就是用这一招，也许再加上出示了证明父亲是日本军医的文件，得到了费尔南德·巴雷的芳心，15天后他们就在巴黎十四区结婚了。巴雷是个出色的女推销员，1917年年底，藤田已经在谢戎的画廊连办两次画展，走出了贫穷的地狱。
1917年1月14日这天，蒙帕纳斯的艺术家们在玛丽·瓦西列夫的食堂聚会，欢迎从战争中负伤归来的乔治·布拉克。阿波利奈尔、雅戈布、马蒂斯、雷维蒂、毕加索都来了，可没想到莫迪里阿尼酒后失态，竟对着旧情人的新男友（一位意大利雕塑家）掏出枪来，女主人瓦西列夫立刻招呼人把他扔出了食堂。事后德高望重的马蒂斯亲自讲了一段搞笑脱口秀，才让气氛恢复正常。
到夏天，莫迪里阿尼早就把上一段感情抛到九霄云外了，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后的“缪斯”（也许是倒数第二个）——让娜·艾布特纳，这个19岁的姑娘有一张长圆形的脸——今天在佳士得拍卖行常能见到她的倩影，莫迪里阿尼以让娜为模特，画出了一生中最富标志性的肖像作品。
跟莫迪里阿尼共用画室的苏丁就没那么顺利了，这一年他几乎什么都没画出来。这可能要怪莫迪里阿尼老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苏丁是那种一有人就静不下心来的艺术家。
这一年，通过长袖善舞的沙龙诗人让·谷克多，左岸的带头大哥毕加索带着阿波利奈尔、莫迪里阿尼、基斯林等人，开始与右岸的贵族精英打起了交道。5月18日，由毕加索担任舞美设计的芭蕾舞剧《游行》在小城堡剧院上演，右岸上流社会对喧宾夺主的巨大戏服持保留意见，然而阿波利奈尔却很兴奋。
“超现实主义。”他一针见血地说。不过对毕加索来说，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来自河对岸的奥尔加·科赫洛娃——芭蕾舞演员、俄国将军的女儿、他的第一任妻子。
1917年，第一期《达达》杂志面世，苏黎世“达达”走向全盛期。“当枪声在远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隆隆声，我们竭尽全力唱歌、绘画、拼图、写诗。”这是达达主义艺术家让·阿尔普的自白。
苏黎世与杜尚的纽约“达达”一样无法无天，但它们是同一种运动吗？也许不尽相同。“达达”主义只存在了五六年，而当杜尚出现之后，超现实主义、波普主义、新表现主义等，随后的艺术流派几乎没有不受他影响的。
“我发现现成品的方式，是打算用它来消解审美，而新达达们却要在里面发现美，意味着我打算把它彻底带离艺术的企图没有成功。”杜尚说。
1917年夏天，另一本开创风格杂志《风格》（De Stijl）在阿姆斯特丹创刊。其背后是一群荷兰先锋派画家——凡·杜斯堡、巴特·范·胡萨尔，还有被战争挡在巴黎之外的蒙德里安。
6年前，蒙德里安慕毕加索和布拉克的大名前往巴黎朝圣，在那里他明白了“线条比色彩重要”，但现在，立体派已经不能满足蒙德里安了，他嫌他们还不够深沉，并开始追求抽象到极致的“纯粹实在”，直到作品只剩相交的线条。
在巴黎，女人是缪斯，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蒙德里安则宣称，风格派不需要女人——他的缪斯是荷兰数学家苏恩·梅克尔，梅克尔通过三原色、水平线和垂线表达精神意义的思想大大启发了蒙德里安。
1917年，列宁从瑞士乘一辆“密封列车”秘密回国，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先锋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对此给出了最热烈的回应，俄罗斯迎来了先锋艺术最辉煌的15年。这一年，回国从事艺术教育的康定斯基画出了具有更强烈几何元素的《即兴第29号》，但现实主义统领一切的环境下，他还是决定离开。
被任命为维捷布斯克地区艺术人民委员的马克·夏加尔也走了。不管身处何处，他总是忘不了家乡，做梦时想，画画时也想，所以当他看到I.L。佩雷茨创作的意第绪语故事集《魔术师》（Der Kuntsenmakher）时，胸膛被乡愁填满，立刻同意为此书绘制黑白插图。
这段短暂的先锋艺术时期为艺术史留下了独特的一页，2017年，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推出“革命：1917-1932年俄罗斯艺术”展，展示百年前的俄罗斯先锋艺术家如何将立体主义、后印象主义、未来主义接入新政权的视觉系统。这是1917年故事的另一头了，此后世界两极的艺术各奔东西。100年后，它们又再次合流，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来源：新周刊 作者：孙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