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利:我看“元四家”

2017年02月27日 11:13 新浪收藏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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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上接南宋,下接明代,短暂的特殊的朝代,却制造了高峰,尤其突显了笔墨文化自身的特点,强调“逸品”,这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财富。这不是消极逃离,而是强调了有独立的人格,追求真正的自由,恰恰进入了艺术最本质的状态。“元四家”各有贡献,每一家都辉煌。四座大山,无法逾越,只能另建高峰,艺无古今,只有迹有巧拙。特别是对山川造化的个人化的体悟,一浓一淡一干一湿的千变万化产生了无限的风景,展示出无穷的境界。

  黄公望是对宋画的反拨,他提升了绘画书写性的境界。黄氏笔墨,一是自由,二是简括,三是活泼的、富有生机的,四是纯个人化的。他突破宋法,不苛守格法。他所有的作品都创设了极高的境界,是消化了之前的所有精髓而产生的自由,甚至是反叛,是对能、妙、神的超越,而最终表现了逸。“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用在黄公望的画上是非常合适的,他的画就是真气内守,画里很难见到病,《绘宗十二忌》中他一病都没有,平淡到没有病。笔墨画到精神层面了,还怎么学?我只要研究这种现象就行了。认真思考大痴给我们的启示,是形而上的意义,让我思考到很多人生的问题。传统笔墨的精神具有文化的意义,笔精墨妙一定含纳着美学意蕴,进而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王蒙在技法上继承了宋人,但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笔法灵活,线条交错,在笔精墨妙方面跨了一大步。尤其是他强调笔力,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吴镇消化了董、巨的东西而变为自己的东西。他以书入画,笔笔是笔,笔笔见笔,见腕力,见强悍,见厚拙,画山川的点影响到沈周和龚贤,是用笔的高手,宛如善于排兵布阵的大将军。 倪瓒用侧锋的点,画近处几棵树,远处一片岛,中间一间空亭,表达空逸的心境,画外似有更多的话要说,浓缩着无尽的诗意。这里有禅,也有时代背景。倪瓒从来都是侧锋拖笔,简到不能再简,但三笔两笔无不一笔不繁,是七百年以来造境的大家,被誉为“倪高士”,精神的洁癖直达画面。 赵孟頫的文化担当 赵孟頫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他以宋王朝后裔的身份经历着从宋到元的朝代更迭,并且还在元代担职五朝、名满四海。元世祖忽必烈逐渐认识到中原文化远比草原文化发达,深具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文明、精致和内敛,同时也看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作用。因此决定从南人中找出优秀的人才参与管理国家,赵孟頫就是第一批被挑选出来的人。

  赵孟頫做官,是无意而为之。作为宗室后裔,他的内心是苦闷而无奈的。在大宋江山彻底覆亡,复兴无望的情况下才出来为政的。南宋小皇帝已经跳海了,其他人不可能跟着去自杀,文人要有担当。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汉族大文化人施政,对汉文化的推行肯定是有益的。他一生伺候了五任皇帝,五任皇帝都认为他做得很好。我们完全可以从人品与才学两方面做出肯定的评价。从他的为人来看,他像苏东坡。在他身上是儒道释几种文化兼而有之。他的为人是不是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过于圆滑和柔媚?我认为准确的判断是圆融。内心痛苦,而委曲求全。这个“全”字,其实是保留了好多东西。历史记载他没有杖责过任何人,这在古代社会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联系他的书法,他的书作经常是写经之作,渴求着佛教的众生平等,这一点非常像苏东坡,儒道释兼而有之的文人理想。从他的才学来看,除了绘画书法很好,诗文歌赋也佳,他常常帮皇帝写公文,还能帮皇帝解决民生问题。可以说,赵孟頫起到了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书法贡献和画学主张,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以他特殊的地位,登高一呼,影响力是非同寻常的,以至于元以后,历代画论书论都会提及赵子昂。

  赵孟頫的文人身份和政治地位影响着他的学术思考。自从元人踏入中原,南人成了最低族群。但南人恰恰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南人”在当时并不是指中国最南边的人,而是生活于长江流域的人,集中在江浙皖赣和两湖。中国文化自魏晋时期就开始南移,特别是五代北宋以后,中原不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许多北方文人就开始南移。南宋时期,包括皇族和其他文人基本上都迁到江浙去了。中原久远的文明和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结合在一起,成就了非常灿烂的新文化。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对在这一地域生活的人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元人把国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把最聪明的一档人压在最底层,这种逆淘汰有点像上世纪文化大运动中的出身论,叫你一辈子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在这种情况下,赵孟頫提出了画贵有古意、书画同源、师造化的艺术主张,对汉民族的贡献自是意义非常,对中国美术的作用远远超过徐悲鸿改造中国画的主张。这让我想起抗战时候的黄宾虹,那个时候他是躲在书斋里去研究汉玺,研究笔墨,他从年轻时代的辛亥革命的志士到以保全并光大笔墨文化为担当,以图振兴中华;也使我想到了鲁迅,“七七”事变以后,有人批评他没有去前方,反而“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研究汉画像石,在批评国民性。在我看来,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责任同样是一份可贵的担当。

  赵孟頫官达一品,在民族危亡的情形下,他的主张应者云集。他的做法给汉民族的文化人提供了文化自信,并成为弘扬传统的动力,影响了后来几百年是不足为怪的。

  画家的修为与元画的内美 后人评价赵孟頫识见第一,皇族嘛,有条件接触古代大量的好东西。有见识了,眼高了,手才能高。眼低了,手怎么都高不起来。除非是大天才,像齐白石从小就没有条件,他一辈子就是一个把自己从农民改造成为大知识分子的过程。农民通过教育,甚至通过自我教育,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大文人,这该多么可贵!

  中国画最重自我教育,所以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如果都满足于学校教育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

  自我教育是终身的,齐白石刻了一方章“一息尚存要读书”。黄宾虹也是活到老,做学问到老。晚年在故宫他也是边研究边学习,边学习边写心得。之前他做过编辑,在神州国光社当了10年编辑,在商务印书馆也做了两年的编辑部主任,一辈子就是读书、思考、写文章。他的画都可以说是他的学习和思考的心得。黄宾虹的作品就是他学人和学造化的体会。画家要终身学习,要终身自我教育。尤其中国画,这一点好像跟西洋画不太一样。西方绘画有才华就够了,把才华发挥出来就可以。中国画仅有才华是不够的。笔墨一途,重才华,但更重道心,就是修为。道心的恒久,才是创造高境界笔力的基础。

  修为多高,决定着境界。修为坚持不了,境界也不会很高。修为的概念包含的内容很多,所以内修心而外益世,这是中国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中国画整体的艺术形态是抒胸臆以振斯文。抒发胸臆的目的是提振斯文,让社会斯文,进入君子世界。这是一个非常缓慢,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张扬的,不是渴求形式感和爆发力的,这是它与其他艺术形态不同的特点,就像中国武术一样,它不是先发制人的,是用来防身用的,健身用的;也像中医,它是用来调养身体的,首先是调整平衡,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中国画,就是平衡整体的关照,“内美”应是“全方位的关照”,中国画重视的是内美。

  黄宾虹总结得非常好:“画中内美而非常人所能见。”又说,“画重内美,不务外观。”黄宾虹把中国画吃透了,这个传统是来自中国古代的哲学,早在元代,内美精神就完全成熟了,并逐渐形成理论。 元代的内美精神离不开赵孟頫“画贵古意”的提出,赵孟頫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是一个里程碑。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张,一是画贵有古意。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精神的追溯。这个古意绝对不仅仅是南宋,他是从南宋过来的。甚至不仅仅是北宋和唐代,唐代绘画已经很成熟,北宋五代已经是中国山水画渐入成熟的时期。这个古意应该是晋唐,甚至更远,远到中国书画发端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那种“真、朴、简”的观念便是“古意”的发端。

  二是书画同源。赵孟頫画的《枯木竹石图》,题跋是:“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他特别重书画同源。书画同源,源自哪里?源自上古三代。象形文字的源流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捆绑在一起的。比如“山”字最早的写法,“水”字最早的写法,全是象形,这个象形也是中国画的开端,包括彩陶上的绘画,青铜器上的图纹,也是中国绘画的肇始。这些开端与中国文字的开端水乳交融,都是从形象思维出发。而世界上单单象形字很多,南美洲也有很多,两河流域也有,印度也有,为什么就中国保存下来了?这跟中国的哲学思维有关,中国人是象思维,这很有意思。象思维不是长宽高思维,不是客观的科学思维。象思维恍兮惚兮,惚兮恍兮,长宽高的东西背后还有个东西,椅子有长有宽有高,桌子也是,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象思维能把它看成活的,有生命的东西。它看到这个东西的背后去了,它看天地,看山川,看成是有生命的“风水”了。西方人看山川就是山川,但中国人看山川,能看出个天地精神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郭熙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个是象思维。他一定要看到这个物体背后的东西,就是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这个物和这个象,已不是长宽高的客体,而是赋予了一种精神化的,有生命的,你能够感知到它存在的一个精神的东西,这叫象,是中国先民的独特认知。

元 赵孟頮 双松平远图 26.8x107.5cm元 赵孟頮 双松平远图 26.8x107.5cm

  老子进一步说“大象无形”,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形?因为我们的思维是无形的,我们的情感是无形的,它是流动的,是可变的,而且它是生生不息的东西。而客观的东西是肯定有形的,是长宽高的,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西方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仅仅是研究物体本身,是从研究客观本身出发的。而象思维的“恍兮惚兮”是从情感出发的,它们在这点已经分道扬镳了。但彻底的分道扬镳是在都掌握了造型手段之后。西方的造型手段往更严谨的方向出发,12世纪的拜占庭,画得还不像样子,但中国12世纪的人物画已经很成熟了,到了元明清,已不屑于考虑形的问题了。或者说它努力要脱离这个形,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有修为的画家都不想画得太形似。唯独民间绘画中保留了吴道子那种画法,他们在寺观中画道士、画佛像,像永乐宫和明代壁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但它毕竟是工匠的智慧,还不是中国文人笔墨的智慧。 文人笔墨的智慧就更独特了,它要脱离那个象,离开那个象尽量远一点,用来表达自己心智,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东西。用它来抒情,用它来达意,用它来宣泄某种情绪,甚至表达某种主张。偶尔会借用那个形,表达一些形外的东西,这点特别有意思。我们谈元代绘画就强调这一点,这就是文人笔墨的发端。

  中国画的意象表达,或者说是表现主义在中国,比西方早了几个世纪。西方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了表现主义。在中国,表现的因素在元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到了明代,经过徐渭、“八大”的表现,它又得到提升了。然而,20世纪后,我们的绘画就变得很拘谨。我们一定要写形,要透视,要解剖,徐悲鸿非要改造中国画,让它向现实生活靠拢,大家回过头来弄写实,强调“现实主义”。而欧洲人却反过来离开现实,开始欣赏“八大”的抽象和写意,欧洲出现了表现主义,出现了博伊于斯的装置作品,凡·高宣称“再也不去反映物质世界,而去表现精神世界”。欧洲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与元人有某种近似处,元人不拘泥于物质世界,才有了后来的徐渭、“八大”,20世纪的中国艺术却在原地转一个很大的圈。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艺术没有新旧,就是东和西没有高下,古和今也不必对立,“月无新旧惟圆缺,艺分文野非古今”。 艺术不必分什么古今东西,打通了是一回事情,人类在高境界上的追求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中国跟西方的思维不同,轨迹不同,虽然在艺术的境界表达上殊途同归。但是进入方法论的范畴,它不一样,它制定的规则标准不同。越是成熟的艺术形态,越有非常强的格式和程式法则,就像芭蕾舞和交响乐一样。

  中国画、中国书法也一样。当你把中国画和书法的笔墨结构颠覆了之后,你就离它的本体规律越来越远,最后就会消亡了。我们的绘画在20世纪出现了断层,吃了很大的亏,好在大家现在认识到了。若在20年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拿出来讨论的。比如我,那时候我就是个年轻人,是一个一定要沿着陈独秀这条路走到底的人,非要给中国画和西洋画弄个高低曲直不行。甚至也主张形式至上,“八五”思潮我是拥护者之一。当然,我是和《江苏画刊》一起成长的,那时候采访吴冠中先生很兴奋。现在我也到了70岁,回过头来一想,弄通了好多问题。历来的大家都不会否认古今中外是可以打通的,黄宾虹打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三是师法“造化”。赵孟頫是非常重写生感受的,他画的那个石头,哎呀!那几笔,那就是书法用笔!这个石头哪儿来的?是自然中的。他的《鹊华秋色图》画的是济南。他在济南当过官,这幅画是济南郊外的风景。赵孟頫一生北方南方,湖州北京,南方北方来来回回跑,所以他对造化的认知很独特。他的视野很开阔,跟偏安一隅的江南画家不一样。

  元画的“逸”美学 元代笔墨在宋代基础上跨出了一大步,不仅没有走下坡路,反而走向了更自由的境界。如果说宋代绘画是重理性,守格法,那么元代绘画则更重心灵的自由。为什么到了异族统治反而自由了呢?这也与元代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我只是不用你,不管你干什么,只要不杀人,你爱画什么,怎么画,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元代散曲发达,笔墨向往山川。笔墨没有社会情结,而是凸显了隐逸情结。文人骨子里本来就很清高,到了元代,更看不起草原部落起家的元人,骨子里更清高,因此也更趋隐逸。笔墨的放逸发端于苏轼、米芾,逐渐发展。如果说徽宗是神品,那么梁楷的《泼墨仙人》就是自由表达,就是逸品,元人多是逸品。元人没有今人的诸如参展、评奖、评职称之类的负担,逃离了制度和规范,超越规则,笔墨因此更自由,渐离格法是必然的事。所以元代的“写”字出现了,写意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许多文人一辈子的事业,大约就是对隐逸思想的追索和诠释。真正的“逸”是把自己消除掉,这就是它的价值,是无我之境,也是艺术的最高价值。而现代人则突出自己,从而获得功利的东西。

  隐逸的思想发端自老庄思想,庄子就是隐,庄子是坐忘心斋,反观自己,顺应自然,独与天地山川相往来,和天地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庄子就是苦恼消除法,心灵祛烦法。庄子的出与孔子的入,再加上禅宗的补充,构成中国思想的全部。 “逸”是逃离,无奈就逃离,人间烟火是名利,是柴米油盐,会带给人大喜大悲,总是带来不快乐。“不食”就是躲开烦恼,当你不食人间烟火,你就快乐了。没有烦恼就到了安静地,脱离人世的悲苦。“逸”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隐藏不见。用柳宗元的《江雪》表达元人的“逸”,是最精湛的注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绝、灭、孤、独”的状态,就是佛家的寂灭思想。 绘画中的“逸”思想最早起自王维,它不求形的快乐,讲究渲淡法。宋重格法,元重自由。宋重山川形体,元人更重心象的表达。宋人尚繁、尚理,元人尚简、尚松,也就是更趋于尚逸。宋人有十八描,若干皴,元人则长短线加浓浓淡淡的点。王蒙虽然繁,但骨子里却是极端的隐逸,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活在自由的梦境里。

  董其昌说:“若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川。若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川不如画。”这其实也适用于评价元代绘画,尤其是倪、黄、吴、王的画境。对他们来说,精神上是绝对自由,是进入空寂的自由。笔墨是表达情致和寄托情感的,要表达人品、境界。山川要拿来为我所用,山水画要表现的是静、淡、慢、远、寒、寂。凡是表现张力,强大的,务实的,极端入世的都正相反,失去画山水的本旨。山水画是修为的,参禅的,不给人看的。这就是老子的“清静以为天下正”,也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坐忘”。 浮躁的当下,要警惕烟火烧身。如何从自身,从当下尽量做一点内敛的功夫,颇为不易。我们要研究前人,要研究他们的轨迹,研究他们的思想。要自省,有自我反思就知道差距。“迎静气”、“释躁心”与时代无关,不要把浮躁全推到时代头上。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局限之处,但向贤者学习应是永恒的话题。古贤已成楷模,必须见贤思齐。 真看懂了“逸”,就离古人的心近了,也就有了感知“古意”的能力。否则,我们只能漠然地看着前贤,任那闪光的思想一去不复返了。

  来源:私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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