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鸳鸯阵》谈历史题材绘画:历史和情感缺一不可

2017年03月17日 15:47 新浪收藏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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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阵(局部)  柴京津鸳鸯阵(局部) 柴京津

  当下进行的历史题材创作都会无形中被赋予诸多当代文化的审美特征,艺术家也会不遗余力地探索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语言表达他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与解读。惟其如此,历史题材创作才能不断被赋予当代的审美价值。一幅好的历史画作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艺术表现的高度和思想深度,可以表现史料甚至摄影照片不能达到的深刻性。

  近年来,看到反映中国人民抵御外侮题材的作品大都是甲午战争以来的内容,过去我也画过很多类似题材,因此我想独辟蹊径,画别人未曾画过的内容,画中国四百六十多年前的抗倭战争。创作此画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四百多年前被倭寇野蛮杀戮的我国苦难同胞,纪念那些敢于同敌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

  明朝嘉靖年间,日本海盗经常袭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在海陆两地,他们披戴盔甲、手持高约三米长的弓箭,射程极远,杀伤力大。人手一把的长刀,用合金钢煅造,锋利无比,可把五个人躺着上下叠放在一起,一刀劈成两段。因敌人身材矮小又凶残无比,被中国人蔑称为“倭寇” 。明军曾多次与敌交战,但因为纪律松弛,素质不良,屡次剿倭都战绩不佳。

  我国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任浙江任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鉴于敌强我弱的局面,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他首先做的就是创立一支新型的武装,此后因海战多捷,被世人称为“戚家军” ,并采用了一种新战法“鸳鸯阵” 。“鸳鸯阵”顾名思义,就是像鸳鸯一样互相依存,形影不离。

  戚继光非常重视选兵,在他的《纪效新书》中,排在最前面的第一卷,写的就是选兵之道。

  他在浙江义乌招募农民三千余名,编组训练为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

  “鸳鸯阵”战法就是由12人组成,队长为指挥,手持小旗呼喊口令。前边是盾牌手和藤牌手。其后是两个狼筅手。再其后是四个长枪手。再后是两个镗钯手也称短兵手,最后是火兵。作战时队长在前,其余11人排成两列纵队,盾牌手在队前,持牌低头前进,左牌有左筅防护,右牌有右筅防护,左边的长枪手随左筅前进杀敌,右边的长枪手随右筅杀敌。长枪手后面的短兵手持镗钯保护长枪手,防止刺杀时敌人靠近身边。

  这一阵法全体士卒是一个整体,盾牌、狼筅主要是防御,长枪、短刀、火器主要是进攻,全队依靠牌、筅的防御而前进,长枪、短刀依靠牌筅的保护而杀敌,狼筅保护盾牌,长枪保护牌筅,短兵救援长枪,火兵远距杀敌。做到攻使敌人无法防御,防使敌人无隙可乘,确实是杀敌制胜的有效阵法。

  “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可以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两才阵)或左右中(三才阵) ,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 。

  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了倭寇优势的发挥,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家军采用鸳鸯阵法大破倭寇于浙江台州,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九战九捷,军心民心大振,杀得倭寇丢盔弃甲,望风而逃。

  如今,在浙闽两地还留下了许多与戚继光抗倭有关的文艺演唱和美好传说,如浙江瑞安还保留有藤牌舞(也叫盾牌舞)藤牌操,相传源自于戚继光当年所创的“鸳鸯阵” ,经过晏继芳等戚继光部将的改造而成。台州乱弹剧团还上演过以戚继光抗倭为题材的剧目《双斧记》 ,椒江有戚继光纪念馆,桃诸有戚继光抗倭陈列馆,临海东湖有戚继光表功碑。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珍视和平,着眼未来,我决定要画一张反映抗战的作品,于是将目标对准了“鸳鸯阵” 。

  作品的生命力与创作者个人品格、自身修养、审美情趣、个性创作语言等因素密切相关。在《鸳鸯阵》绘画创作过程中,我在对历史时代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历史,大胆尝试新的绘画表现形式,同时将个人的领悟、时代精神、文化倾向等,用真挚热烈的感情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去,力求达到对历史的升华认识与重新诠释事件的可能性。

  为了搞好创作,我实地走访了许多地方,收集了很多史料图片,如明军的服装盔甲是一致的,而倭寇的盔甲装束各有不同,他们有的着海盗服,有的着武士服,有的着和服,有的还浑身刺满了图案。用的倭刀是家传的武士刀,形形色色长短不一,但有一共同点就是刀把很长,都是双手握刀。海盗船也是奇特的造型,台州古城门、战车、各种兵器,也都是根据图片参考,尽量画得真实可信。

  构图形式是为营造气氛服务的,画家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就会选取与之相符合的构图形式,同时要考虑到画面的框架结构、形状的呼应关系、色彩的秩序性、中心与环境的和谐等。在构图上,我为了尽可能地表现出战火连天、杀声遍地的气氛,采用了半俯视的传统壁画造型,着重描绘了四组鸳鸯阵法及海上抗倭的场景。另外,人物形象的选择是唤起人与作品氛围共鸣的符号。要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不仅仅要表现这个人物的结构、动态、服饰等,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人物的本质、性格、思想、感情、特征及在特定环境下的精神状态等。同时,不仅要有直接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要以艺术再现的方式来表现。在创作人物时还要有暗示、对照、象征与寓意的表现方式,能将画面延伸并创造出平面图像所能折射的精神内涵,通过对题材的重新理解和画面因素的重构,形成一种更为富有变化的构图方式,避免了单调和直白的感觉,增添了氛围营造效果的丰富性。

  在造型上,我采用半写实的工笔手法,城墙和城楼的透视采用一点透视法,尽量画得准确,并有意夸大了人与景物的比例,渲染以高低染结合的方法,既保留了线条,又适当加入一些明暗关系,使景物尽量清晰、厚重。在色彩上为增加历史沧桑感,我采用了仿旧的单一黄褐色调,力求有一种明代壁画的陈旧感觉。通过简略舍弃,从而使整体的画面形式框架得到了突出,使得画面具有了强烈的构成感和秩序感。这样欣赏主体接受形象具有迅速性、静态性,使观赏者在时间上也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

  黑格尔曾经说过:“每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产生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的需要。 ”历史题材绘画创作表现的不只是简单的图解历史事件,而是在作品中弘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这渗透着作者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思考。因此,历史题材作品之所以能感动人,在于它反映历史事件与揭示历史主题的客观与真实。当下一些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之所以缺乏感人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艺术作品缺失了客观的历史真实感,艺术主体的思想情感游离了真实的历史情境。不进入历史、不进入情感的艺术创作,永远都不能感动观众的心灵。

  来源: 《中国艺术报》作者:柴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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