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走向理论与观念自觉的中国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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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恺:走向理论与观念自觉的中国公共艺术

 

采访时间:2015年6月12日    采访地点:望京大厦A座17层

 

 

【杜大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执行院长,建设部园林学会公共艺术委员会主任。出版有《杜大恺水墨作品集》《艺术帚谈录》《2006-2007杜大恺水墨作品》《2006-2007杜大恺水墨人体》《2006-2007杜大恺人体速写》《2006-2007杜大恺砚边絮语》等数十部文集、画集。

杜大恺近照杜大恺教授近照

    

在采访过程中,杜大恺先生主要就其个人的创作履历、壁画与公共艺术的关系、地铁公共艺术的规划与建设、公共艺术教育等问题畅谈了其思考多年的想法。下面是访谈的一些精彩片段:

 

高畅:您1978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了首都机场壁画的制作,后期又参与了中华世纪坛壁画《中华千秋颂》和人民大会堂壁画《中华颂》等壁画创作,请您谈谈中国壁画和公共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杜大恺:对公共艺术的认识是从壁画开始的,初始阶段,壁画就是壁画,没有将其拓展到更大范围的思考,这就是历史,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当代壁画,或者说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是从机场壁画开始的,机场壁画之后大约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壁画热,渐渐地就不止于壁画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为艺术的介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不仅提供了墙,而且提供了广场、绿地以至景区、商场、购物街等市民用于购物消费的场所,另外城市的发展不限于场域的扩张,而且亦导致功能的复杂化,对文化的需要呈弥漫式的状态,公共艺术的概念遂渐次成为共同关注的问题,城市功能的复杂化必然导致多样化,形成类型、层级、梯度、纵深,都是这以前未曾经验的,任何单独的形式都不足以涵盖这一历史的成长,公共艺术作为概念具有无所不在的包容性,因而才会逐渐被人们接纳,这是公共艺术走上历史舞台的基础性原因。

这一轮城市的发展无论其规模的广袤,还是其社会变革的深刻性都是历史的超越,这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公共艺术与城市的发展同步,对公共艺术的认识以及公共艺术的实践同样处于进行性的过程之中。

 

李雷:现在看来,您当时参与创作的许多壁画、雕塑作品,也属于公共艺术,当时是否把公共性这一要素纳入到创作之中?

杜大恺:公共艺术作为概念是有双重指向的,一是其空间的开放性,即其应该从事实层面上面对所有受众,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属,这里有一个权利问题,这就影响其另一指向,即它的大众性、平民性。当然城市始终是它的基础性存在,但是近代以来所谓城市发展是与平民社会的发展同步成长的,所谓权利问题亦即其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这是公共艺术这个时代的价值属性,今天大众是城市的主人,大众的意识决定着城市的走向,大众是城市的主宰,没有人可以漠视或者颠覆这一历史趋势。这应当成为公共艺术的常识。

本质上公共艺术是近代社会才有的事情,决定其存在的,一是社会性质,二是城市化的现实,没有这两个前提,亦即没有公共艺术。古代希腊,包括罗马,也有平民广场,但那时的所谓民主是不完全的,因为平民以外还有奴隶,那时的广场,以及广场上存在的有公共性的艺术,奴隶不能享用。中国古代没有公共艺术,因为庶民阶层没有公共空间。

 

高畅:您作为青岛地铁的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倡导地铁的艺术建设和设计转型,请您结合青岛地铁的公共艺术建设个案,谈一谈对于全国地铁公共艺术建设有何指导性的意见。

杜大恺:有两点我以为很值得肯定,这二点都有开拓性,一是建立了一个由艺术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评判艺术创作的是非,决定艺术的取舍,成为决策参考。这不仅在地铁建设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建设史上也是第一次。将近两年的运行结果实现了市民满意,政府决策者满意,业主满意,皆大欢喜的结果。这就是科学决策,这应当成为一种制度,在所有建设事项中进行推广。

近代以来艺术影响社会发展的作用已成为社会共识,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千禧年,即2000年,新世纪开始之年,英国伦敦做了两项工程,一是在塞纳河边建了世界上直径最大的摩天轮,二是在奥赛博物馆前的塞纳河上建了一座桥,英国用这两个工程迎接千禧年的到来,这座桥的设计师有三个人,一是桥梁设计师,二是材料工程师,三是艺术家,这座桥无论功能还是样式都是举世无双的,代表着新世纪的到来,是新世纪的象征。

第二个例子是奥地利正在规划一座新城,是突破传统意义上城市的概念设计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世界上尚且没有的新城市,其规划与设计人员包括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艺术家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所有这些做法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亦不是为了苛意出新的奇崛想法,这是时代的选择,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一个艺术可以整体地影响文明进程的时期,中国社会要充分认识这一历史进程。眼下我们正进入城市化急剧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正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是公共艺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公共艺术将要面临的划时代的挑战,也许这样的机遇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只能遭遇一次。

青岛市政府已作出决定,青岛地铁建立艺术委员会的做法适应于青岛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并要求在青岛市进行推广。文化部艺术司也将在今年深圳举办的艺术设计三年展首展上将这一做法作为经验向大会进行推介。

二是专家委员会提出了装修与艺术品配置同步进行。以往不是这样,都是在装修完成后,或者装修方案完成后才开始考虑艺术介入,这就导致艺术介入的局限,同时亦形成装修与艺术不能很好的兼容的状态,青岛地铁的二号线的招标就采用了艺术与装修一体化设计的方式,理论上这会彻底改变地铁设计艺术与装修彼此不相关的尴尬。招标刚刚开始,我们还没看到结果,因为是新形式,也许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我认为这样的方式一定会产生使人意料之外的驚喜,我不怀疑这种做法。我希望它会成功,从而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杜大恺接受采访中杜大恺教授接受采访中

高畅:当下有大量的艺术院校、综合艺术学院设置了公共艺术这个学科,但缺乏一个有效的整合和有机的综合,对此您怎么看?

杜大恺:教育部已在去年将公共艺术作为二级学科纳入专业目录,这是回应公共艺术作为社会需要的存在现实进行的适时调整。

公共艺术作为学科具有全局性、综合性的特征,不同于以往艺术学院所设学科相对专一的特征,对于美术教育是新事物,如何设计课程结构,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科管理制度以及教学方式都是需要创造性的予以面对的,理论与实践的匹配更是过去未曾经验的新领域,但是社会需求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需要具有无可置疑的现实性。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愈是发达,愈是需要公共艺术,愈是需要公共艺术的人才,我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未来充满信心,我相信公共艺术会成为将来美术院校最为不可或缺、最富有成长潜力、最可施展智慧与才能的专业,目前的局限会很快成为过去。

 

李雷:您作为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的执行院长,您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推动公共艺术的研究和实践的?

杜大恺: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成立于2011年,目前下设视觉艺术、壁画、纤维艺术、建筑四个研究所和一个建筑艺术设计中心,还会有诸如玻璃、金工、陶瓷、服装等其他研究所陆续成立。

公共艺术院将全方位的面对公共艺术的所有领域,最广泛的聚合公共艺术的人才,跟踪公共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成果,站在国家以至世界的高度审视公共艺术的发展现实,规划公共艺术的未来。

目前在公共艺术方面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是唯一具有这种身份的机构,我们会不辱使命。

我们从今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公共艺术年鉴,现在正在编辑。我们还将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世界公共艺术从书。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成立伊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艺术院校公共艺术方面的杰出学者和专家的支持,他们都是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的骨干成员。公共艺术教育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还期望与世界各国的公共艺术机构和人员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应当说凡是与公共艺术相关的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还要抓紧公共艺术院本身的建设,创造条件,争取为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李雷:请讲一讲您对中国公共艺术大展有什么愿景和期待?

杜大恺:比较其它美术展览,这个展览应当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展览,因为它是最具现实性、最为社会关注的展览。

我还希望它会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展览,而不是随机性的展览。鉴于公共艺术建构的时间周期相对较长,我认为以三年展为宜。展览的同时应有一个能产生广泛社会回应的论坛。

我期待也相信这个展览会对中国公共艺术的现实与未来产生积极影响。

杜大恺教授与采访人员合影留念杜大恺教授与采访人员合影留念

 

 

责任编辑:杨良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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