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晓鸣：百年雕塑,中国公共艺术的基石|雕塑|钱晓鸣|城雕_新浪收藏

钱晓鸣：百年雕塑,中国公共艺术的基石

采访时间：2015年4月20日采访地点：北京二十二街艺术区

【钱晓鸣】美术评论家，策展人。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中国雕塑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华英才》杂志社浙江记者站站长、首席记者，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秘书，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总编室主任，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主任编辑，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微博)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主任编辑。

钱晓鸣近照

在采访过程中，钱晓鸣先生主要就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关系、公共艺术的中国化与本土化、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分期与断代、公共艺术立法与机制建设等问题，阐述了其个人的想法。下面是访谈的一些精彩片段：

袁瑞红：2012年您策划了《融汇与屹立：国博百年·中国百年雕塑展》，并对城市雕塑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您怎样看待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关系？

钱晓鸣：此展览是在总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吕章申馆长和中国雕塑学会曾成钢会长的主持和领导下，集中了国博和学会有关方面的力量，由我和国家博物馆的李万万先生一起作为执行策展人，做了具体策展工作。展览较系统地梳理了二十世纪雕塑方面的学术成就，这个展览对我们比较客观地认识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关系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在这个展览的策展中，我提出了“融汇与屹立”的学术主题，其意义就是强调20世纪中国雕塑在全面学习、引进西方雕塑继之以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彰显民族化的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在融汇东西后树立自己民族审美的新创造，而“屹立”又突出了雕塑艺术的特点，特别是城市雕塑审美特质。这个主题词得到了国博和学会专家的肯定。在中国雕塑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长许江代表兄弟文艺家学会致辞中对此高度评价道：雕塑之路百年路漫漫，几代人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在核心处始终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放眼世界，强调生活，融汇中西，立足本土，国博百年雕塑展的主题“融汇与屹立”就强调了这样一个共同追求和集体策略。这是一条主线，将几近百年的雕塑聚集在一起，将几代雕塑家的追求聚集在一起，在国博巨大的苍穹之下展示出来，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长路，共同感受中国文化创造的底蕴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共艺术发展是由包括雕塑、建筑、设计规划、行为装置、展览策划及教学这六个基本学科群体的支撑形成的。城市雕塑是其中的一方面，这种多学科的相互交叉融合是中国公共艺术起步阶段的必经之路，能够认识到这点，才能认识到今天公共艺术发展的特点。也许今后中国公共艺术会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发达，那么我们的公共艺术可以更好地把这六个基础学科融为一体，真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

钱晓鸣接受采访中

袁瑞红：以您在中国雕塑学会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您执笔编写的的《中国雕塑学会成立二十年大事记》，能不能谈谈中国雕塑学会成立至今的发展历史，它是否跟公共艺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钱晓鸣:当时由曾会长任主编，殷双喜会长助理任执行主编，我执笔集中用了大概七个月编成了《中国雕塑学会二十年大事纪》，这确实是第一次全面地梳理学会历史的艰苦工作，有些事值得跟大家交流。

第一件是学会的成立，这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业，也让大家看到老一代雕塑家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苦心。但在此之前，建设部已经成立全国城市雕塑建委会艺委会，然而由于当年雕塑家做的一些项目跟业主之间发生了矛盾，涉及到很复杂的学术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刘开渠老会长强调说仅仅依靠政策和行政协调来办城雕，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艺术，缺乏学术支撑和先导作用。因此以刘老为主导的老一代的雕塑家们积极推动这件事，学会就在全国城雕委的一次会议上成立，当时城雕委的委员和老先生们皆为创会会员。

第二件是老一代雕塑家非常重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中国雕塑家就在文化部的批准下组织了代表团在1979年出访欧洲，当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全面展开，出访时间是33天，参观了43个博物馆，参加了十几次展览，考察了二十多个户外大型纪念碑雕塑，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共艺术场所。老先生大多都已年过七旬，但在短时间内赴西方考察大量作品，那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回国后，老先生们合写了《雕林漫步》出访的学术述评出版，刘老在该书的序中系统地谈了考察感想后，预见我们将迎来雕塑，特别是公共雕塑的辉煌明天。另外一位老雕塑家潘鹤，当年写文章明确指出，雕塑的出路在户外。

袁瑞红: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历程？比如断代的问题。

钱晓鸣:我提出来的基本研究思路为一条大纲、三条主线、三个阶段、六个基本学科。公共艺术和其他艺术不一样，它受到宏观的社会发展政策的引导和制约，特别是国家空间的的形成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开放。所以必须看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艺术家自身的努力，因此我概括了一条大纲：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艺术繁荣。三条主线，我觉得公共艺术主要的创作力量和动力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以国家为主导，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比如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第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引导社会进步，城市繁荣以后各个地方政府都有这种诉求，想把地方搞得更美、更有内涵、更有文化气息，如广州五羊城雕、深圳拓荒牛等；第三，以艺术家为主导，艺术家有自由创作的冲动，有对生活的感受。

关于断代，我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建国后的前30年为红色经典期，此时期称得上艺术品的、又是公共艺术的，基本都是红色经典。广州的五羊城雕，它也是有一个主题的，尽管它的政治主题稍微弱一点，它不像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乌江红军群雕那些那么强烈。第二，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到1995年形成城市化高潮，因此叫城市复兴期。城市化的高潮以后，就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空间，甚至可以讲是一定程度上的城市自主空间。过去重要城市的规划，都是国务院直接管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政策调整，其中之一就是城市的规划权下放。其中，很重要的事是城雕委的成立和《城市雕塑管理条例》的颁布，它们实际上是公共艺术的准管理机构，已超过雕塑的范围，相当于宣布了城市空间的有条件开放。第三，1995年后是品牌传播期。这个阶段中一批先导性的、较著名的艺术家首先出来，他们的公共艺术在公共空间站得住脚。地方政府做了很多，但效果不好，因为没有规矩，没有政策来制约它。比如广州建一个柳宗元像，搞了几年搞不起来，最后建了一半也拆了，杭州的西湖边的美人凤城雕、乌鲁木齐市的民族少女城雕等巨型城雕，长则数年、短则不足一个月都拆除了。这就是公共政策的不稳定和艺术的不成熟，而在成熟的国家，对公共艺术的管理是有非常严格的政策保障和制约的。我们应该借鉴经验，建立发展的新常态，讲规矩、讲秩序，做到有条不紊、合理合法，而不是各取所需，有钱、有权就任性。

袁瑞红:说到要讲规矩，是否应该推动我们的相关公共艺术立法? 面对的阻力或困难有哪些呢？

钱晓鸣:立法是不是一下子能立成很难说，但至少应该有条例。因为过去城雕委已经有对城市雕塑管理的相应条例，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作为艺术的发挥，可以上不封顶，但是必须下要保底，你不能去妨碍公共利益，与环境相冲突、不协调，与艺术相去甚远，那公共艺术的要素就缺失。所以应设立要保底的公共艺术管理条例。

面对当前公共艺术的管理困境，我觉得主要是管理部门缺乏对公共艺术的认识。我们要把公共艺术正面的东西解释出来，它有主动地陶冶和传播的好处。它因为在空间中有稳定性，你不可回避。但它也有副作用，有一些没有安排好，比如北京的熊猫环岛，由于它跟环境不协调，最后专家不认可，政府也很头疼，居民强烈反对，其实但就雕塑来看本身并不见得做得不好，但放在这个环境之中不合适，这就受到公共性的巨大挑战，这个就要避免。在公共艺术的管理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2014年，应德国北威州乌泊塔尔市恩格斯纪念馆之请，中国政府赠送该馆一尊恩格斯像。该项目仅在立项阶段就花了两年时间，经过了该市政府、议会等复杂审批程序，在创作过程中，该馆馆长以至于作者曾成钢会长联系并亲自来北京曾成钢工作室审稿，前后历经了四年时间。2014年，这座四米多高的铜像落成揭幕后，受到了当地艺术家和民众的普遍好评。一位当地的德国艺术家说，没想到中国雕塑家创作的恩格斯就是我们心中邻家老友的形象，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所以我觉得要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形成强有力的论证，来教育我们的管理者，来提高艺术家的认识，引导社会公众的审美自觉性，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好的公共艺术环境中来享受、来陶冶。

袁瑞红:您对文化部主办的公共艺术大展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来开展是怎样看的？您认为大展最核心的意义应该是什么？

钱晓鸣:我认为在文化部领导，特别是在诸迪司长主持下将公共艺术大展纳入政府展览序列是一个英明之举。这一序列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大美术的概念基本囊括了。在城市化高度发达以后，城市公共空间、社会的民众需求和艺术家的公共表达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在这个时候，政府主动地管理比被动、不管要高明得多。因为公共艺术会更加壮大，前景很好。那么这种管理将会是很有效的，会有力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同时为社会带来良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大展的核心意义应该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激发创作和引导激发创作。总体就是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一个回忆，通过展览让政府重视，让观众真正接受，然后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产生一系列的话题，引起影响及思考。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奖优惩劣，把一些很惨痛的教训提出来，带一点批评性和锋芒，让大家看到一旦政策失误，会造成社会资源巨大的浪费。所以在让人看到希望、典范的同时也要让人看到陷阱、危害，起到警醒作用。第三个要促进学术。把学者们在学术上的一些探索成果公布出去，对于推动我们学科的自觉发展和探索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