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育民：公共艺术与城市诗学|景育民|雕塑|城市_新浪收藏

景育民：公共艺术与城市诗学

采访时间：2015年6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国美术馆

【景育民】中国当代著名雕塑与公共艺术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兼展览部部长，中国《雕塑》编委，英国皇家雕塑协会会员,中国雕塑院特聘专家，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景育民

在采访过程中，景育民先生主要就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公共艺术的观念演变与本土化问题，高校公共艺术学科建设现状和问题，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天津市城市公共艺术发展方向，等具体问题给出了其专业见解。下面是访谈的一些精彩片段：

李小川：以您多年的雕塑创作与相关工作，您觉得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是对等的吗？您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

景育民：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公共艺术是指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一切艺术形式，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概念，而城市雕塑只是一个单体。

公共艺术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城市雕塑、壁画、传统园艺、建筑、景观、公共设施、新媒体艺术、大地艺术等形式，也包括表演、活动、节庆等动态的艺术形式。由此可见，城市雕塑只是公共艺术的一部分，它们没有对等的关系。在中国，我们往往把公共艺术指代为城市雕塑，其实这是一种概念的误用，因为城市雕塑的概念被公众普遍的认同，所以当一些学者和实践者在谈到公共艺术时，为了与社会公众达成妥协，会用城市雕塑这个词来指代公共艺术。

景育民教授接受采访中

李小川：“公共艺术”对中国来说始终是一个舶来词，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形成适合中国土壤的公共艺术？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有哪些？

景育民：公共艺术是一个舶来词，它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传递。西方公共艺术产自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文化思维、意识形态、社会哲学等等之上，应该说在17世纪形成了关于公共性的一些概念。真正的公共艺术活动的展开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由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开始的社区文化活动，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公共艺术的一些重要活动或称呼，而后，德国、西班牙、日本、法国等国家也相继产生了自己的公共文化活动或文化策略，这些的前提是它们有了一些机制上的改变和公共艺术法规的出台，比如城市文化建设百分比法案。

这些成果对中国公共艺术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和启示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进程必然带来文化建设的跟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努力的学习或借鉴西方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近些年来，我们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本土文化特征、文化基因、城市发展规律以及国家的体制和公众的审美诉求走自己的公共艺术发展道路，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会确保我们根植于自己的民族文化面貌和文化基因，我认为中国公共艺术发展应该是遵循这个原则。

李雷：您如何看待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应当如何进行历史的分期和时间的断代？

景育民：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时间断代，如果从城市雕塑的起点来看，20世纪初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城市雕塑，这种城市雕塑产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推开了我们的国门，从而使西方文化涌入，产生了一部分城市雕塑。

公共艺术真正时间意义的界定要从1949年开始，早期的雕塑作品体现了特定时期朴素的革命思想，受前苏联革命性、英雄主义的影响，是政治性非常强的作品。50至60年代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就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和盲动的理想主义，那时候的雕塑是起到一种宣传工具的作用。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这个时候刘开渠先生提出了城市雕塑的概念，中国的城市雕塑办公室、城市雕塑委员会开始逐渐成立，这就是机制的出现，机制推动了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城市雕塑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中国真正进入公共艺术学术上的思考应该说是2000年以后，2004年的时候在深圳举办了一次名为“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公共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一些学者、实践者及部分管理者举办的一次民间自发性的会议。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在那以后逐渐走向理论上的相对成熟，当然，我认为我们公共艺术的理性建设才刚刚开始。

李小川：对于最近十几年的公共艺术发展，您有哪些具体的看法和思考？您能否介绍一下天津市近年来的城市雕塑发展状况，以及对于天津未来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思考？

景育民：最近十几年来，我认为公共艺术这个基本理念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真正的意义还没有被消化。中国的公共艺术理论和实践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就目前来说，可喜的是公共艺术这个说法已经被全社会广泛的接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天津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是西洋文化与本土文化长期交织的城市。清末在天津有九国租界，这九国租界形成各自的城市格局，因此那时天津有万国建筑城之称，直到现在，天津还保留了这种状态。天津这座城市有轰轰烈烈的近代史，我们有一句话是“近代历史看天津”。天津是一座既有很多故事要诉说同时又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因此天津的城市雕塑建设，我认为随着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城市文化建设，会有好的公共艺术继续出现。作为天津的艺术家，我个人有责任来推动和实现这个理想。

李雷：请您从您个人的作品出发谈谈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对城市公共空间带来的影响？

景育民：我认为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一定是通过形式与观念阐释一个在物质城市中所产生的一种很好的文化形态或城市诗学，因为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很可能不是一个单品，它可以是一个空间，是一个场所，我想要表述的是这样一个观念。

景育民作品《对接·启程》之一

这几年我也有一些觉得值得回味的作品，比如说我在北戴河火车站做的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对接·启程》。《对接·启程》使用的材料一些是旧火车的复制，还有旧铁轨、旧枕木的收集，将这些重新呈现在一个新火车站的对面，构成一种对话的关系，同时又应用了新媒介，用动漫、影像构成一个互动性的公共艺术作品，我将北戴河的历史元素和当下人民的生活构成一种穿越的关系，因此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对接·启程》，“对接”是铁路的专属名词，“启程”是一个理念，也是时间的概念，这样就让新的火车站和旧的火车站之间、城市历史和当代公众之间产生了对话，我把这些放置在一种公共的场所、场域中来呈现，并通过装置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件作品是我从时间概念上值得总结的一件作品。

景育民作品《对接·启程》之二

我还有一件作品叫《行囊——从长春到N个城市》，是我制作了一个不锈钢的大皮包，这个皮包有一种社会时尚消费的痕迹。我的这件作品在一个城市展出后，再由这个城市的市民、领导一起用这个城市的土壤和花草去种植，这是我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曾经造成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歉意的态度，这件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观念和形式的提出，还有一种互动性的表达方式，现在这件作品已经走过8个城市。通过从一个城市转递给另外一个城市，我提出一个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的方式走进公共生活，影响市民对生态、人文、生活之间的思考。

景育民作品《行囊——从长春到N个城市》

李小川：请您以天津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院长的身份谈谈中国公共艺术的教育现状和问题，包括天美的公共艺术教育情况和主张？

景育民：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时期，那么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相适应是必然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整个社会的准备不足，缺少专业性人才，我们现在建设公共艺术学科实际上要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公共艺术教育不是单一的学院教育，还应该是一种国民教育。相比于学院教育这种精英人才和专业人士的培养，国民教育这种普及性教育非常重要，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包括对城市管理者的教育。

从现在的学科建设上讲，我们天津美院目前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吸取国内外的学科经验。中国的公共艺术学科建立和教育，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都探索了将近十年甚至超过十年，它们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要努力吸取。但我们也要走我们的路，我们的路应该是通过跨媒介、跨学科、跨领域的一种新思维、新形态来构成学科的主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当代的思考。公共艺术的发展是流变的、开放的、多元的，因此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不仅要谈公共艺术本体，还要涉及到文化的多元化、艺术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等，我认为要适应这些，因此我们的学科建设要结合这些特点。

李雷：文化部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来主办中国公共艺术专题展，对此您怎么看？您对本次展览有什么建议或者期待？

景育民：我认为这次大会的举行应该是在对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回顾与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路程以及成果的梳理与总结，对于中国公共艺术发展以及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科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从中国的公共艺术发展现状来讲，这个会议非常及时，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应该说相对有些滞后。我们这个会议应该尽早一些举行，但是不管怎样，它终于到来了，因此我认为这次会议已经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中国公共艺术时代的真正到来。

我认为这次展览应该更加强调学术性和案例性，学术性是理论层面的，是已经在整个公共艺术理论或整个学术结构的形而上下之间的一个有效的衔接。但我们不应停留在理论的探索上，更应该产生于实践的基础上，我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公共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而且公共艺术是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更具有实验性的形式，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是这次展览能够形成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成果的一个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