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雕塑》主编）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伊里尔。沙里宁

　　拆除坏的城市雕塑的呼声在中国出现好几年了，这些拆除的呼声有的来自公众，有的来自专家，当然也有官员的指示，甚至风水先生的主意。。。。。。。

　　拆还是不拆，看起来像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我想看门见山地说出我的看法，那些被认为是坏的城市雕塑，只要不威胁公众的人身安全，只要对环境生态不产生直接的破坏，只要对城市的交通和设施不构成直接的影响，能不拆就不拆，能保留就保留。

　　那些为了保持视觉的纯正，为坏雕塑污染环境而忧心如焚的人士，一定会纠住我不放，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要替坏雕塑张目？

　　先做一个假设，假设那些真的是坏雕塑，照我看来，那也不能轻易拆。为什么？因为在建和拆的背后所涉及到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没有章程。

　　如果说这些坏雕塑是匆匆忙忙的非理性建设的结果，有的是靠行政手段强行立起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利用行政手段又匆匆忙忙地把它们拆掉，同样是非理性的，同样是简单粗暴的，同样是没有规矩的。表面上看起来，这种行为是在纠错，实际上，这时的拆与那时的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些“意见、看法、指示”的产物，它们没有纳入有效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系统。如果这些雕塑的建设是一个错误，那么拆掉这些雕塑同样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以否定的方式，肯定和强化了非制度性的行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恶性循环，拆了建，建了再拆。谁能保证以后这类的雕塑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冒出来呢？在一个刚刚吃饱饭的国家，大规模建城市雕塑还没有几年，就这么拆了建，建了拆，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

　　如果那些人对坏雕塑的义愤已经充溢到填膺的地步，那么，我建议他们先思考一下源头，那就是，坏雕塑是怎样出现的？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城市雕塑建设的决策机制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建一座城市雕塑是谁在说了算？

　　许多雕塑是以为民办实事，美化城市的名义建的，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公众并不知情，有些雕塑的建设目的，与其说是美化城市，不如说是为了美化某些官员的顶戴花翎；有些雕塑建得确实不好，污染了城市的视线，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官员拍着胸脯出来向公众承担责任，检讨自己糟蹋了纳税人的银子。如果没有这种对官员的纠错机制，拆了又如何？

　　这是我不主张轻易拆坏雕塑的理由之一，好坏先不说，就让它放在那里罢，姑且也发挥一下“镜子”的功能，以史为鉴，以正衣冠。

　　拆还是不拆，最难的还是标准的问题，什么是好雕塑，什么是坏雕塑，它们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谁来制定？谁来掌握？

　　1989年3月，美国纽约政府决定拆除曼哈顿联邦大厦前的一件城市雕塑，名为《倾斜的拱门》，这是雕塑家理查德•塞拉在70年代末期接受政府的委托而创作的，它的造型是用钢板做的一道弧形墙，拆除的原因是因为这件雕塑不断受到公众的投诉。然而，政府的拆除决定并没有那么顺利地得到执行，拆还是不拆，众说纷纭，最后，只得由法院来判决。结果，法院裁定，塞拉的《倾斜的拱门》缺乏审美价值，雕塑被拆除。

　　当然，赛拉是不服气的，1990年，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为自己辩护，他说，他的作品与那些名家，如冈萨雷斯、斯密斯、考尔德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那些人是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出发，关注的是“部分”（即作品）的视觉效果；而他的作品只是所选现场和环境构成因素，它是不能与现场环境相分离的，所以，他认为，只要雕塑自身具有任何潜在的艺术价值，它就是与环境冲突的，就是“反环境”的。

　　当然，塞拉的作品还是拆了，靠法律手段是否能解决艺术问题，这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法官和陪审团遇到“趣味”的问题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的裁决能不能超越个人。塞拉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认为“审美”不是城雕好坏的判断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基本投赞成票。在我看来，城市雕塑的好坏标准除了美学的，更是社会学的。成不成功，能否被公众认可？这是城雕与社会、与公众、与时间不断对话的结果，离开了城市雕塑与社会的联系，很难孤立地说一件城雕的好或者坏，或者美与丑。这也就是说，城市雕塑的美丑，好坏是生成的，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生长的，是由时间慢慢赋予的。

　　有一个刚从美国纽约学习回来的人讲，过去，有好多美国人觉得世贸大楼很难看，一旦被恐怖分子炸掉了，又都觉得特别不习惯，就是在纽约呆的时间并不长的中国人，也觉得缺少了什么。建筑与雕塑，道理是一样的。时间往往就是最好的艺术家，在地上挖出来的古董，时间越远越有价值。其实在任何时候，精品永远也是少数，大量的是粗制滥造。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古代的粗制滥造，现在看起来也是好的。中国古代留下那么多的石窟、佛像，真正的精品也是少数，大量的是雷同、重复、点到为止，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了审美而雕造的，可是今天在我们看来，那是“一个都不能少”。

　　以古观今，那些被认为是坏的雕塑，只要出现了，就是史料，它们至少还有社会学的意义。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后人看它们与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也会兴奋得不得了，它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说明了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风习、时尚、趣味、等等。如果语言是用来掩饰思想的，那么雕塑就是对思想的直接敞开。有一个英国的艺术史家费里德兰德曾经这样讲过：“说到文明，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含的内容一样丰富。”鞋尚如此，何况雕塑乎？

　　以前，我看到我们深圳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狮子，特别是银行、证券公司，每个门口摆一对狮子，觉得既不审美又相互雷同，还是拆掉好；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其实这就是文化啊！这些业主希望靠狮子避邪镇宅、招财进宝，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延续，他们门口摆狮子并不是为了审美，当它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持的时候，谁能禁得了。它们的存在是深圳历史的另一种表述，不管今天还是将来，人们都可以通过这些狮子来阅读我们的城市，感受深圳人的内心，它的确是真实的。如果拿审美至上的眼光读它们，读得懂吗？

　　据报载，有奶牛之乡称号的北方某市，官员们突发奇想，建了牛街、筑了牛门，市标是9头铜牛和21米高的双翼，还有299头石牛、9999块牛图案砖。这些项目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相比之下，这个市的养牛户却收入下降，拖欠严重。这样的雕塑拆不拆？我说，不拆。

　　城市雕塑如何建，如何拆，不光是雕塑家的事，也不是所谓专家的事，它是一个公共领域的事情，城市雕塑建与拆的背后涉及的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学的话题，如果以为在审美和艺术的范围内能够解决城市雕塑的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原载《深圳商报》200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