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正如乾隆一词在满文文意中表示的“得到上天的保佑”，他的一生确实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他得年八十九，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位六十年（1736~1795年），文治武功俱臻高峰，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也是最辉煌的盛世。
乾隆皇帝自己曾数次在诗文中提出，他与追求风雅而文恬武嬉的宋代皇帝和只识武力的元朝皇帝都不同，他要在保持身为满洲皇帝的民族特性的同时，达到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现在，我们以审视历史人物的眼光来评价乾隆帝，可以说他是达成了自己立下的宏愿的。更超越一般帝王的是，他在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他是出色的诗人、书法家、古物鉴赏家，又是品位不凡的艺术品和建筑设计者。他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他帝王生涯的方方面面——就像他好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其日常生活一样，也正因为他留下了丰富的实物与文字，我们才有可能从更为个人化的角度理解这位名君。
清乾隆 姚文瀚 乾隆帝鉴古图轴 外纵138cm 外横289cm 故宫博物院藏以乾隆皇帝为主题的展览国内外都曾举办过不少，这个展览更多地是想反映乾隆帝个人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一生，同时以浙江为主题选择了一部分相关文物，使此次落地浙江的乾隆大帝展更有特色。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以至其他方面，都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可以概括完全的。而这篇文章权为导览，目的是将我们选择文物的史观、思路、标准分享给观众和读者，虽然不能细致到解说每件展品，但希望能够加深观者对这个展览的理解和认识。
儒学正统 盛世文治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帝王的教育经历，必须承认乾隆帝所受的教育水准之高。他6岁发蒙，9岁时时为皇子的胤禛为他延请了翰林院庶吉士福敏为师。福敏为人方正、宽容有度，对弘历“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在他的教导下，到弘历12岁时，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雍正帝即位后，随着弘历身份地位的提高，入职南书房的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成为他的新师傅，朱轼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服膺张载学说，讲究身体力行。朱轼的“身体力行”不但体现在学问上，他在任浙江巡抚期间着力钱塘江海塘工程，卓有成效，亦是一位实干派的官员。他除了教授弘历《春秋》《易经》等经典外，还着重讲授了宋儒的性理著作及《通鉴纲目》等修齐治平的帝王之学。从乾隆帝日后孜孜以求的圣王形象可以想见，师傅在弘历心中塑造出的儒家理想帝王模式对这位小皇子影响之深。另一位名儒蔡世远亦从雍正元年起担任弘历、弘昼教师。蔡世远为李光地门生，曾协助其编纂《性理精义》，又曾主持鳌峰书院，是当世名儒，他向当时还是皇子的弘历系统教授了儒家经典特别是被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这对乾隆帝的一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85岁高龄时，乾隆帝还曾作诗“一日业乎宋儒语，敬兹敢懈凛难谌”。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少年弘历采芝图》和郎世宁《弘历平安春信图》两件文物，描绘的都是少年弘历的形象。可以看到，弘历面容清秀、气质高雅尊贵又平和内敛，隐隐透出的书卷气正是良好教养熏陶的体现。而《乾隆帝朝服像》中展现出的，已是一位御极数十年的老年君主，透露着威严、沉稳和睿智。虽然深深服膺程朱理学，但乾隆帝继承了雍正帝建立军机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运行原则，对宋儒“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说法批驳甚力，做到“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与，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这种体制也客观上促成乾隆帝成为一名勤政的英明君主。养心殿自雍正帝之后成为皇帝在紫禁城中的起居场所，乾隆帝日常批阅奏折、召见臣工大多于此，我们在展厅中复原了其西暖阁“三希堂”景观。他即位后，针对前朝宽严失度的失政所在，提出了“宽严相济”这个贯穿乾隆一朝的施政纲领，及时纠正了雍正朝的苛政之风。虽然权力紧紧集中在皇帝手中，但乾隆帝深知官员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明确提出“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而治人概不多得”，非常重视对他们的铨选、考察，训练培养了较为得力的官员队伍，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名臣，例如嵌玉字七言对联的书写者阮元。同时乾隆帝秉承“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大兴水利，打下了农业这一盛世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展品中琳琅满目的各色手工艺品正是民生繁荣、物阜工巧最直接的体现。
乾隆盛世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繁荣的文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乾隆终其一生都在规划和经营着一个宏伟的文化大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隆三十七至四十六年编纂誊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几乎囊括了乾隆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项伟业。更重要的是，整个编纂过程并不是图书简单的汇集眷抄，每一部图书都经过版本鉴定、判别真伪、考订篇章、校勘文字，呈现给后人便于利用的优良版本，这实在是功在千秋的。由于卷帙浩繁，在誊抄七部分藏各处的基础上，每种图书都由纂修官撮其要旨、评论得失，并作者生平一同撰写为提要一篇，包括《四库全书》中只存目的6700余种图书，汇总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二百卷，这部解题书目“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至今仍是学习、了解中国古代四部学术体系、发展脉络最为重要的参考书籍。最后，为方便检阅，将所收图书只录书名，编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我们在展品中看到的，就是四库总纂官纪昀亲笔誊写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整理典籍的同时，乾隆帝还十分重视乐律、历法、礼仪制度的匡定规范，下令编撰了《乐律全书》、《皇朝礼器图式》等一批规范性图书。展品中有一方青玉“制诰之宝”，它是乾隆帝厘定的著名的“盛京十宝”之一，乾隆帝考证象征至高王权的皇帝御宝，使之成为定制。这些行为，无不透露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宏大气魄。
清宫收藏至乾隆朝已是蔚然大观，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对宫廷所收藏的书画、善本、钟鼎彝器、砚台、玺印等多种门类的古物进行了鉴别、评级、著录。在每种著录前，乾隆帝都会亲自撰写序言，每篇序言他都会强调这部著作与前人同类著作相比更广博、更权威，并希望它们能够被“珍同拱璧，传之永永也”。乾隆帝御笔《学诗堂记》记载了着意搜求南宋马和之《诗经图》卷并珍藏于景阳宫学诗堂的故事，自豪之情溢于笔端。紫檀木兰亭修禊图插屏是为收储他庋集的“兰亭八柱册”量身定做。对于喜爱的器物，乾隆帝还会品评题咏，出自杭州修内司南宋官窑的圆洗刻上了他品评的诗篇，这样的文物在清宫旧藏中举不胜举。乾隆帝亲自参与、大力推崇的赏古、鉴古、摹古，正是乾隆朝繁荣文治的又一突出表现。
清乾隆 碧玉“十全老人之宝” 故宫博物院藏典守祖制 武功十全
清代皇室在族属上属于满洲，他们的先祖是辽金时期就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几个世纪以来，女真一直处在部族社会、渔猎为生的发展阶段，直到明万历二十一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集中力量与明军展开军事斗争，同时着手建立行政制度，开始创制满文等文化建设，满洲人经过50余年的奋斗，终于在顺治元年完成了入主中原的霸业。对先辈这段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史，乾隆帝非常引以为傲，乾隆四十三年他回盛京拜谒祖陵后作《盛京土风杂咏十二首》，是一组题咏盛京满族生活风俗的组诗，下面引用的是其中的一首：
造舟周室昔为梁，
开国规模百务详。
奢匪黄龙及青雀，
利资丽泛与烟航。
制坚质朴提携便，
圆底平弦坐起康。
何必楼舩称伐越，
威呼久矣武惟扬。
在诗中，乾隆帝把清入关前历程比喻成周王朝自经营山、定都丰镐最终取代商朝、天下归心的史实。周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被认为是中华正统礼乐文明的代表，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乾隆帝如此自喻，不但是对自己满洲身份的认同和自豪，更是有意识提高满洲的历史地位。乾隆帝对“祖制”的推崇和典守集中体现在对满语、骑射两大民族特性的保护和推广上。他大力扶植旗人满语学习，组织编纂《同文韵统》等满文工具书。满洲人在入关之前，在经济上一直主要依靠渔猎，这造就了他们尚武的民族精神，而他们能与兵力大于自己数倍的明军对峙数十年，而最终取得天下，倚靠的更是优秀的军事能力。清太宗皇太极就曾感叹“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但入关后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急速下降，康熙、雍正时期用兵西北，都出现了八旗军一触即溃，依靠绿营救援的情形。乾隆帝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近见满洲人等并不以骑射为要，惟贪图安逸，畏服劳苦”。特别是第一次用兵金川最终勉强撤兵休战的结局更使他认识到武力的废弛。因此，他不断举办各种规模的阅兵和行围，以此激励八旗军士保持战斗力。乾隆帝一生共举行过六次大阅，大阅规模宏大，布阵演武人数少则四五千、多可达二万余，展示当时最为先进的枪支、火炮等武器装备，还会特地安排外藩诸王、使者一同观看，每每达到皇帝期望中“便设军容示西域”的扬威震慑功效。此次展出的大阅盔甲正是乾隆中期大阅时他身着的一套甲胄。除在北京城举行的大阅外，乾隆帝在外出巡期间，也会在途中设有满城的城市检阅驻防八旗兵士，例如江宁、杭州。阅兵是检阅军容、提升士气，其中有礼仪性质存在，而行围是对实战能力的真正锻炼。行围又称为木兰秋狝，自七月至九月在今天河北省承德境内，皇帝率领满蒙贵族及八旗将士共同参加，围捕各种野兽，观看赛马、驯马、摔跤，皇帝还会趁此机会观察、考核官员。这项活动从康熙二十年起开始成为国家大典，到乾隆朝在频率和规模上都走向顶峰，人数多时可达数万，自乾隆六年到三十五年几乎年年不断。
事实证明，乾隆帝如此注重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是有成效的。乾隆一朝经历了十场著名战争，这十次战争完成了有清一代的版图的确立，影响延续至今。乾隆帝自己把这些战功称为“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故镌刻“十全老人之宝”。每次取得军事胜利后，乾隆帝都会根据《周礼》的规定行告成太学之礼，并下令勒石刻碑、绘图写卷等等方式予以纪念，甚至不惜工本向法国定制铜版画。这次展览我们选择了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的玉册，及其战图中的一开，描绘的正是十全武功中唯一一场海战。这些文物一同形成了清帝国武功纪念的文化构建，是“以物证史”最好的代表。
乾隆帝御笔《阅海塘记》卷 纵33cmm 横91cm 故宫博物院藏自缘民俗美 为爱西湖上
乾隆皇帝在《御制南巡记》中总结自己的一生，“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正是这六次南巡，使乾隆对浙江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从行程上，浙江是南巡的最南一站。乾隆每次南巡，至苏州停留后向南，由水路自嘉兴进入浙江境内，南湖勾留后至杭州，沿用皇祖康熙帝例驻跸圣因寺西湖行宫，在杭州饱览风景、检阅旗兵并前往海宁视察海塘、观钱塘潮，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时还前往绍兴，祭拜大禹庙并至兰亭游赏。之后即北上原路回銮。
虽然一路踏访古迹、游历名胜，但乾隆帝整个南巡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考察河工与海塘这两项关系国本民生的要务。“浙省以海塘为首务”，清代塘工之兴始于康熙后期，自康熙四十年起至五十四年，风潮频发，历代修筑的海塘塌陷甚多，潮水向北甚至已经威胁到了运河。此时临危修筑海塘的正是日后乾隆帝的师傅，时任浙江巡抚朱轼。至康熙五十九年，他修建的石塘已初具规模，却由于继任者修理不善，在雍正十三年被风潮全部摧毁。这就是乾隆即位时面临的情形，所幸自乾隆四年起海潮南移，海宁一带已成原野，对于修筑海塘极其有利，清廷耗资白银一百余万两，在乾隆八年建成海宁鱼鳞石塘。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登上由皇父捐资修建，用以镇潮的开化寺六和塔观看了钱塘大潮，不禁发出“浙之潮，人所共知为雄巨；浙之塘，人所知为要害。然非目击，终为耳食”的感慨。由于乾隆二十五年前，潮水一直保持着向南的趋势，乾隆帝前两次南巡对塘工的关注，尚未非常紧密，而乾隆二十五年后潮水凶猛，海塘屡屡告急，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帝就开始在海塘亲自监督工程，“杭属塘工勘建、柴石料诸事宜，曾与封疆大吏目击手画”，将海宁绕石塘全部加建为三层，此后三次视察塘务，反复强调“即多费帑金，为民间永远御灾捍患，良所弗惜”，督促完成了海宁鱼鳞石塘的修筑并耗费库银五百万两加建海塘近三千丈，最终完成了贯穿江浙海岸的海塘系统，捍卫着整个国家最为富庶的经济区。这可以说是乾隆帝为浙江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乾隆帝对浙江的民风、人文印象甚佳，舟行一入浙江，便召见闽浙总督、浙江学政，夸赞“浙江向无逋欠”加恩免去当年正赋，并赐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本十三经、二十二史，“资髦士稽古之学”。而更让乾隆帝赞叹的，就是杭州无与伦比的风光。翻开清高宗御制诗集，歌咏杭州美景的诗作连篇累牍，不但有著名的西湖十景，现在可以见到的各个景点都有题咏，看采茶、看挖笋，这些活动也被兴致勃勃的皇帝随手记录下来。乾隆帝笃信佛教，来到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杭州，踏访古刹亦是绝不可少的项目，云林、净慈、云栖、韬光、虎跑、理安、开化等等，一一拜访。
从此次展出的文物中体现出的，是乾隆帝对西湖风景的深深眷恋。他这样反复地用各种材质、形式复制种种景致，其目的如他在《泛舟西湖即景八首册》中所说，在遥远的北京翻阅诗稿，观看画作，就如同又一次身临其境，回到西湖山水之间。而乾隆帝作为一名盛世天子，又有能力做出超越常人的举动，那就是在北京大规模地仿制西湖风景。自南巡后，圆明园仿建西湖十景及海宁安澜园，颐和园仿建苏堤，乾隆骄傲地声称这些风景已大大超越雄浑的北派山水“远近胜概，历历奔赴，殆非荆关笔墨能到”。董邦达的《西湖八景图》卷、王芳岳的《五百罗汉堂》卷，描绘的都是乾隆帝在京城中精心营造的西子湖山。
《清史稿·高宗本纪》文末论曰：“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之后，未尝有也。”简洁、全面、精准地概括了这位盛世天子文韬武略、富贵长寿的一生。乾隆帝从皇祖康熙帝和皇父雍正帝手中继承了一个政体完备、运转高效的帝国，勤政不辍，为政可称明君，内民生繁华，外靖边宣武，同时严守祖制、研书敷文、匡正礼乐，完成了满清王朝在文化正统上的构建。在艺术上又有着鲜明的个人喜好与追求。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大约一半时间都在各地出巡，杭州是给他留下最美好印象的地点之一，这次我们精选168件文物，代表乾隆皇帝再度走出紫禁城，来到西子湖畔、行宫旧地，“肯恋怡情此重留”。
来源：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