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林

　　纵览中国绘画的历史，人物画家辈出，人物画佳作蔚为大观。明清时文人画占据中国画坛主流的位置，文人山水画、花鸟画兴盛，人物画似转入颓势，然而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创作的脉络并未断绝，陈洪绶、任伯年诸人留下了众多优秀的作品。明清人物画的成就，至今仍然为人们景仰。

　　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新篇章。在中国绘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人物画居功至伟。人物画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变革，人物画家的不同探索为中国画现代转型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无庸讳言，如同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是正在进行的、尚未终结的过程一样，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也还是正在进行的、尚未终结的过程。人物画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亦出现种种的缺陷和不足。中国画家不断探索、努力解决如何对待中国绘画传统图式，如何对待中外古今的艺术，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画的用笔用墨用色或工或写，如何对待本土和外来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关于中国画的多次论辩，无不因此而兴起和开展。  

　　时代大潮流浩浩荡荡，促使一些持非此即彼、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态度的画家也不得不尝试中国画变革，更多的怀抱壮志的画家则奋然兴起，高扬时代精神，吸取中外古今艺术的精华，突破陈腐无用框架的束缚，兴亡继绝，前赴后继，胆敢独造，作品的绘画语言和艺术精神都达到了新的境界。

　　徐惠泉的人物画着力于色与墨的交融、工与写的谐调，消解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畛域之见。交融色墨工写，折衷中外古今，徐惠泉的人物画具有值得重视的现代意义。前人论画，有“色不碍墨，墨不碍色，又须色中有墨，墨中有色” “以色助墨光，以墨显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之说，推而广之，“工与写”、“中与外”、“古与今”亦无不如此：“工不碍写，写不碍工，又须工中有写，写中有工”；“中不碍外，外不碍中，又须中中有外，外中有工”；“古不碍今，今不碍古，又须古中有今，今中有古”。这种色墨工写的交融、中外古今的折衷，并非简单生硬的凑合和拼接，而是要创造出“以色助墨，以墨显色”、“以工助写，以写显工”、“以中助外，以外显中”、“以古助今，以今显古”，色墨、工写、中外、古今，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以我为主、以中为主、以今为主的现代中国画新风貌。

　　现代艺术注重个性的张扬，注重自我，注重创新，亦强调综合，强调多样，博取众长，和而不同。徐惠泉曾就学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以“工”和“色”、“形似”和“制作”为特质的工笔重彩画原是画家的当行本色。早年学习传统绘画的经历，后来在中国美术学院和苏州大学的学习，为画家注入更多文人水墨画的养分，杂学旁收，造就了画家多样的创造能力和开阔的艺术视野，尤其是长期孜孜不倦的文化艺术的学习，使得画家依托工笔重彩画优势的同时，得以去除当下工笔重彩画创作甜熟、板滞、肤浅、匠气的弊病，乃至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弊病，进入了“写意”、“写神”、“写心”的现代艺术境界。

　　绘画是一门技艺，由技进于艺，由艺进于道，则是艺术家与匠师也就是“画画人”的区别。当下许许多多号称“艺术家”的人物，究其实只不过“画画人”而已。现代艺术注重技艺，注重制作，注重材料，并非为技艺而技艺、为制作而制作、为材料而材料，重视技艺、制作、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出现代艺术的精神。徐惠泉之所以确立重视技艺、重视制作、重视材料的现代艺术意识，固然与画家的艺术学习经历有着重大的关系，更多地当是在长期学习和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现代艺术意识，这种现代艺术意识反过来指引画家的学习和实践，循回往复，历久而弥新。

　　中国画现代转型，需要媒材、技艺、语言、意识的变革。现代艺术博取众长，强调综合，强调多样，由此出发，更强调自我，强调创新，不齿食他人之余唾。徐惠泉的人物画创作以中国传统媒材为主，在生宣纸上用水墨和中国画颜料，以工笔重彩画和水墨画的技艺作画。色与墨的交融是画家创作的要点，也成为了画家创作的兴奋点。为了创造出满意的效果，最佳地传达出自我的意识和精神，画家不拒绝多种媒材、多种技法的使用。水彩、水粉、丙烯、染料，乃至金粉、银粉、喷漆、油墨等颜料，油画笔、漆刷、刮刀、扁笔，乃至牙刷、丝网、喷壶、吹管等工具，胶、矾、拓、印等特殊处理，都为画家创作经常使用。为了艺术的追求，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徐惠泉的人物画创作以中国传统媒材为主，在生宣纸上用水墨和中国画颜料，以工笔重彩画和水墨画的技艺作画，亦不拒绝多种媒材、多种技法的使用。画家追求的是温文尔雅的文化面貌，难以见到摆出一味叫嚣、张牙舞爪的架势。画家喜用中国画的矿石质颜料作画，稳定沉着，不火爆不张扬；水墨渗化亦注意恰到好处，避免时下那种号称“水墨淋漓”，实则“满纸流淌，一塌糊涂”的弊病。徐惠泉多绘以古装人物，画面采用多种媒材、多种技艺制作出来的斑驳肌理效果，为作品增添了世事沧桑的厚重历史感。

　　中国画讲求“笔”、“墨”、“色”、“法”、“意”、“气”，通过用笔、用墨、用色和画面的经营，创造出深邃悠长的意绪，传达出流动不已的生命息气。观赏徐惠泉的人物画，无论是清丽工整、色彩斑斓、墨不碍色的《花之梦》、《疏影》、《绣春》、《远缘》、《江南可采莲》、《清风世家》、《清风缘》、《往事》，还是工写并重、浓淡有致、色不碍墨的《孤松盘曲》、《疏枝横斜意自芳》、《听风》、《箫声远》、《山色澹生秋》、《听泉》诸作，看似一气呵成、漫不经心，实则锦心绣口，意匠缜密。中国画创作以“经营位置”为重，画家煞费苦心经营位置，画面章法布局将笔墨色彩诸多技法塑造出来的形象精妙地组织到平面空间当中，创造出美好的意境和生动的气韵。徐惠泉人物画的“法”，在承继中国绘画传统构图方式的同时，引入西方艺术的穿插、构成，超越时空限制的多种法则，正中有奇，平淡之下蕴涵画家慎之又慎的惨淡经营。

　　古人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画是有形诗，诗是无形画”。中国画强调诗情画意，要求画家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苏州古为吴地，丰饶繁盛历来为江南之冠。明清时苏州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人称 “一等温柔富贵之乡”。苏州地区孕育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成熟的艺术形态，传播出最为优雅的文化基因。画家徐惠泉生于斯长于斯，浸淫于水软山温、低斟浅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修炼出了一种淡雅幽香的艺术气质。他的画作重工笔，亦重写意，重状物，亦重抒情，将工和写、状物与抒情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追求一种含而不露、自在空灵、韵味悠长、娴静恬适的画风。 徐惠泉的人物画延续数百年江南特有的文人习气，却不陈腐、不苍老、不衰颓，不像当下许多画家一样，故作传统状。观赏徐惠泉的人物画，即使是那些怀古、怀旧、怀人、怀乡的作品，在婉转徘徊、迷茫凄婉之中，却仍然活泼开朗、生气勃发。“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如同夏日晓风中的荷塘，凸显出了生命的赞颂。即使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吟叹，散发的也是青春的美好无限。这种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力度，正是徐惠泉人物画现代性的呈现。

　　百年人物画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变革，人物画的兴盛往往出自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需求，出自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驱使。社会的需求、政治的驱使促使现代人物画兴盛发达，然而这种“遵命文艺”，这种写实人物画的政治性，也生发出了种种的弊端。因为是命题作文、奉命作画，画家的创作往往缺乏一种强烈的内在的冲动。缺乏自我感动的所谓“创作”正是艺术的大忌。试看当下如恒河沙数的绘画，有几幅真正是画家的呕心沥血之作。不能自我感动的作品必然无法感动观众，这是许许多多绘画作品难以跨越传统、升堂入室、进入现代、存留于历史的重要缘由。即便举办多少展览都是没有用处的。这种“遵命文艺”也产生出另外一种弊端，那就是不美，作品缺乏一种美的穿透力。艺术不应当是唯美的，然而艺术应当是美的，尽管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美。徐惠泉作画来自内心的驱使，来自自我的感动，来自对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我画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人物，她们有窈窕的身材，姣好的容貌，但她们命运多舛，因此姣好的面容总带着丝丝的忧愁。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幽香，远处有隐隐的钟声传来。在雨天，我们一起静听荷的细语，或者在那个午后，捧着香茗，静听悠悠的箫声”。使我想起元代画家倪瓒《人月圆》的曲子：“画屏云嶂，池塘春草，无限销魂”。艺术的最高境界，也便是“销魂”二字了。

　　随着艺术家创作环境的宽松、艺术观念的多元、价值取向的多样，这种反诸求于已、求诸美的艺术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见。许多像徐惠泉这样的画家，经受了学院的训练，经过了占据主流的写实主义、乃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陶冶，正在走向抒发内心真实感受，注重画面美感的和营造。这些具有近乎舞台演出夸张效果的“非政治性”的绘画，尽管还难以说完全符合构建现代人物画的理想，却不能不看到这是中国人物画走向现代的一种重要的努力。画家徐惠泉交融色墨工写、折衷中外古今的作品，不仅在于技法的革新，更在于画家有意识地顺应现代文化的潮流，通过创作所显示出来的现代艺术的意义。如同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还是正在进行的、尚未终结的过程一样，徐惠泉的人物画创作也还尚未有臻于至善。前路尚长，艺无止境，祝愿画家徐惠泉的艺术百尺竿头，更加进步。

　　陈瑞林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著名艺术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