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 鸡骨白龙凤纹壁 秦 青玉勾云纹龙凤礼玉

　　乍一看，这批琴剑楼藏玉还是有点面熟——与这些拿来的一些仿古玉有些相像。初见之时，我们也差点笑而拒之。但稍加注意，其工、光、沁、料、形、神均一致证明了我们起初的浅薄。这批玉中的几个特殊形制也是无从仿起的。当然，本场之后市面上或会有仿。

　　但是，对于这如此精美而堪称举世无双的古玉为认识其价值还有必要回顾一点中华文明史。

　　古有“黄帝以玉为兵”的传说，不过，因为这只是个传说，人们也没想着去深究它。无独有偶，早在战国时，风胡子就在其《越绝书》中提出以兵器的演变过程将我国的古代文明史分为“石兵、玉兵、铜兵、铁兵四个时期的观点。作为战国时期的人，风胡子对于玉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及认识肯定比拿玉不大当回事的现代中国人要深刻的多，其观点应该被我们重视。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就已经超越以石陶为生产生活主体资料的原始状态而步入了具有更高文明状态的玉文明阶段。风胡子所说的“玉兵”时代是客观存在过的。

　　自那个时起玉文明就成为自古至今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独有的特质。这使我们对于中华文明早期发达史的研究在文字、城市生活遗址之外，更有独特的自古遗存的玉器来作特别的解释和证明，这是地球上任何其他早期人类文明都不具备的文明语言和符号。考古工作成果已显示，在7000年至4500年前的时期，在我国东北部地区有影响范围近百万平方公里的红山文化区，在东部有良渚、金寨文化及龙山文化，在北部有陕北石峁文化，在西部有齐家文化，西南部有石家河三星堆、金沙文化。这些文明中，都无一例外地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就存在着系统化、制度化地生产和使用玉器的文化现象。其中红山、良渚、齐家文化的影响范围都有数十万平方公里，存在时间上下逾千年，有的时间更长。这些文明的活动范围远比现今堪称现代文明国家的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呈现出同质现象，即均统一于“玉”。有基于此，我们足可以说中华早期文明是带有“玉性”的玉文明。而从那时起至今“玉”都没有离开过中华民族，遗存至今的制度化、体系化存在着的具有同质文化现象的玉揭示了此期文明的一个特征，即在这一时期玉是被当时的人们做为具有特定社会文化组织功能的器物而在专门的社会分工之下进行组织生产，此时有权威的社会组织已经存在并能够保证玉加工的社会分工长期存在，而在该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权威的维系中玉应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量形制相同的远古玉雕作品显示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在依照一定的规则来使用玉器并实现巩固权力、规范社会行为、调整社会结构、组织社会分工等的社会组织功能。否则，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在生活资料奇缺的远古社会，人们为何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雕琢玉。(即便是在唐代，一件稍大的玉器也要三四年以上的大工才能做成)；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方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会出现相同造型、相同工艺的而呈系统化、同质化存在的玉器——这绝非村社规模的“聚落文明”所能进行的社会生产，“聚落文明”的理论也不足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大量制式化存在的玉器背后必然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有组织、有权威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为特定的文化、政治目的来进行专门的玉器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玉器又必须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否则就不会被着力生产和加工。过去，学者们把这一时期的玉定义为“巫玉”或“神玉”，但是，谁为“巫”加工玉？为什么玉必然是由“巫”使用的？“巫”使用玉做什么？巫为何能让他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加工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量遗存的同质玉器是一个巫所使用？如果不是一个巫，那么多个巫使用同样的玉说明了什么？玉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除了巫的使用还有什么其它功能？“巫玉”、“神玉”的解释是否能全面揭示制度化、系统化、同质化存在着的古玉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我们现今的认识是不足的。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我国早期文明状态中先民们的创造的文明成就我们是弱视的，甚至是由于我们自身敬业精神的不足、学识的不足而予以了漠视。对于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判断上，人们往往把在系统化的玉制出现以后，在玉文明发达基础上才产生的青铜时代中的青铜器看得比玉还重，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悲哀。到目前为止，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依照条块分割的行政区划而设立的相关学术研究体系无法适应对我们辉煌的上古文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所需。条块分割及投入不足使相关研究无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且缺乏深度。上古玉文明的状态、成就尚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所幸的是，自商代以来，由于文字的并存，玉器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脉络开始清晰起来。至少通过商纣王裹玉自焚、和氏璧等故事，大家都知道在商、周、春秋、战国至汉的时代，玉器是国之重器，具有极高的地位和社会文化功能。武王伐纣后，周取天下，周公旦精心设计了一套周礼，其中就以“璧、圭、璜、琥、璋”这六种制度化的瑞玉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其后在周室衰微，各诸侯竞相僭越礼制时，孔子虽发出 “礼崩乐坏”的感叹。但这只是对诸多周礼被诸侯相对僭越而言，并非礼制的绝对消失，因此在各诸侯的“僭越”之下，除专属于周天子礼地所用的“琮”之外，其它各种瑞玉尤其是诸侯可用于纳聘、结国之用的“璜、璧、琥”在春秋、战国时代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期各诸侯国的玉制仍是基本相同的。并且以玉为中心的礼制仍是这一时期为各诸侯遵行的基本礼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基本的社会制度，基本的法律。

　　但受各诸侯政治经济条件和民风的影响，此期的玉器发展也相应地呈现出了多样性。在由周而传的统一的礼制基础上逐渐开始出现带有各诸侯国自己地域个性的玉器。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国力决定了玉器的质量、玉器的大小、用料多寡及其精细程度，民风和地域个性则使各国玉器在基本形制相同的情况下在具体纹饰、抛光效果方面开始出现差异。就秦楚两国玉器而言，楚国玉器如同楚国铜器一样，在长期稳定的政权之下国力昌盛的楚国制玉，在追求工艺之精和纹饰繁缛雍容的同时，其也在态体上透出了楚地之秀。而秦之治玉如秦人之个性率直而奔放，追求力感，尽显刚毅之气。

　　春秋战国时期秦居西方，由和田至中原的玉路为秦所据，使秦具有了天然的凭玉石贸易而从东部各诸侯获取巨额财富的依托。自上古经夏商周至春秋时期，玉尤其是和田美玉(包括品质接近的甘青玉)已经是当时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必不可缺之物。据持玉路是上天赐秦的至宝，这使地狭人稀的秦国凭借玉石容易获得巨利以供养支持频繁的战争，也有条件使张仪的合纵才能在四处贩卖学说理论的同时也有丰资重器收买其他诸侯国的大臣乃至国君和王妃。可以说秦能居春秋五霸，称雄战国及至灭六国，除了知人善任，巧于变法立制之外，还有赖于“玉”之功。秦之商鞅、吕不韦也都是精于商贸且促秦重视商贸者。而这二者又拿什么东西让秦国与关东诸侯在明明是敌对的情况下还不断进行贸易并能保证秦得到丰资呢？当然是在当时还存在的礼乐制度下各国必不可少而价值地位极高的玉。

　　当然，有恃无恐的秦国既据玉路，在掌控玉石贸易的同时，自己做些玉器也是必然的。如前所述，由于国力及其占据玉路的便利，秦国玉器相对在突现秦人之风，追求力感、更突出力感，尽现秦人之刚毅、勇武。在玉器制作上突出棱角和力感的同时，秦国治玉多用玉料、敢用玉料也是自然的、相应的用料大、用料精，器物大、棱角分明也正是秦玉的特征。

　　在本次中拍国际“琴剑楼藏玉”专场中，我们所承拍的东周战国古玉的大部分都是尽显秦风的先秦美玉。这是津门著名文人辛一夫先生倾毕生精力保藏的历史遗珍。是辛老先生凭借在早年良好的家世背景下并经由当时津门老藏家多方指导练就的眼力，依凭家底丰资以金条与北京贵胄相搏于市而得到并保存下来的民族瑰宝。自1947年所得至今的六十余年中还经历了文革之险。万幸的是，在辛老无奈含泪焚烧了大量古代书画重器的情况下仍因对这批古玉的挚爱而冒险保藏了这批古玉，这才使我们今天还有幸得见这批在整体上堪称超越迄今所有博物馆同期玉器藏品的东周至战国时期的古玉精品。当然，当今有些高仿甚至是杜撰的仿古玉有一些在乍看时共有一点如同本场古玉的皮毛特征。但识者从工、光、沁、形、神上是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的。不识者当然也可以以自已的眼力、知识来看待和评价这批古玉，这是谁也管不了的。当然，自古以来，好东西自然是归属于有识之士而与无知者无缘。的确，好的收藏一定是要靠缘分和智慧的。我们希望值此春拍，有识者能够借辛老所藏的这批古玉与古人交流，在历史中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