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难与良渚玉器比肩而语，但石家河文化玉器仍然是绽放在中华玉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它出土于江汉流域盛行的神秘瓮棺中，小巧精致，造型独特；制玉工艺炉火纯青、收放自如，甚至可以在细小的玉器上运用浮雕技术。曾经亲身参与石家河文化遗址发掘，并对其文化面貌进行了多年研究的著名考古学家、原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告诉记者，石家河玉器的代表器型包括玉人像、玉虎、玉鹰、玉凤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石家河居民的文化观念和信仰崇拜，不仅对周边地区有较大辐射，还对夏商周乃至后世的玉器影响深远。

　　专题文/图 吴聿立 梁侨

　　部落首领

　　掌握着通天法器

　　记者：与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认识一样，我们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认识也存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资深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专家，您能否大致讲述一下石家河玉器的发现、认识过程？

　　张绪球：石家河玉器的出土前后主要有五次：1955年第一次发掘天门石家河遗址时，玉器没有出土于一般的瓮棺里，而是散落在地层中，所以发掘者不太确定玉器年代，只是推测它与“中原地区的周代玉器特征相似”；1981年六和遗址的玉器几乎全部出土于瓮棺中，瓮棺的器型和纹饰都明显具有石家河晚期文化特征，所以与之共出的玉器应是同时代的器物，从而确定了石家河玉器的年代和属性；1987年的肖家屋脊遗址是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共出土瓮棺77座，陪葬玉器数量大，质量上乘。我们认为这些墓葬规格较高；第四次发掘的枣林岗遗址清理瓮棺46座，但都是平民墓，瓮棺比较小，不过多数都随葬玉器。这些玉器不仅有玉虎、玉蝉等常见造型，还有斧、锛、凿一类的小型工具。有些小工具上钻了孔，估计实用性不大，可能是随身携带的装饰品。这个遗址与前几个位于汉水流域的遗址不同，它在长江边上，可能存在地区性的文化差异；第五次发掘的是1997年的湖南孙家岗遗址，这个遗址较为特殊，因为它全部是土坑竖穴墓。不过墓中出土的玉器形制与前四次出土的玉器相似，虽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性，但仍是石家河文化的一个区域性分支。我亲身参与了1981年湖北省钟祥市南郊六和遗址和1987年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见到石家河出土玉器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类器型。

　　记者：由多次的考古发掘可知，瓮棺葬是石家河文化中十分流行的葬俗，而玉器大多出土于这些瓮棺之中。这种陪葬玉器的葬俗是否具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张绪球：通过发掘我们发现，瓮棺葬流行于汉水中游——汉水以东、长江干流以北，这个范围并不大。石家河文化在各个地方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异，而瓮棺葬是一种代表区域特点的特殊葬俗。比如湖南的石家河文化墓葬，虽然出土的陶器、玉器和这边很接近，但都是竖穴土坑墓葬。

　　记者：良渚文化以玉璧、玉琮、玉环等礼器、装饰品为主，石家河文化玉器则主要是玉人面像、玉虎、玉蝉、玉鹰等象生造型，这些独特的器型具有什么样的功用？蕴含了当时石家河文化居民怎样的文化观念或宗教信仰？

　　张绪球：玉人像、玉虎、玉蝉等是石家河玉器中的典型器物，对于它们功用的研究我觉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杨建芳先生做得很好。他认为有两个角和獠牙的玉人头像，应该是一个部落首领，而且管辖的范围还较大。当时的等级分化大，地位高的人掌握玉器很正常，因为玉器是通天法器，可以沟通天人，而首领可以通过掌握这种权力来达到神化自己的目的。至于玉虎、玉蝉、玉凤等动物形象的出现可能跟玉文化的传统有关。

　　另外，东周时期楚国这个地方的信仰中，动物崇拜比较突出。

　　制玉工艺精美别致自成体系

　　记者：石家河文化时期铜石并用，而我们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铜块，这类金属的出现是否与石家河精湛的制玉工艺有着密切关系？

　　张绪球：我们不排除制玉者使用了金属工具，但他们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工艺方式，因为早期的铜器硬度不高，甚至还没有玉石本身硬。传统的制玉工具主要有两类：一是用像金刚石这类硬度很高的东西，制作浅浮雕、浮雕；另一个是纤维类的柔性工具，进行钻孔、切割。所以，石家河玉器主要依靠传统工艺。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些先进工具的出现，比如我在湖南见到一件玉凤，其制作痕迹显示可能是借助了铊具，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铊具应该出现在石家河文化末期。

　　记者：浮雕技术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中运用得很普遍，但少见于其他地区玉文化中，我们是否可以说石家河玉器主要系本地制造且工艺自成系统？

　　张绪球：这点毫无疑问。首先石家河文化玉器有自己的典型器物，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典型器物带到其他地区制作。其次，我们在瓮棺葬中发现了许多与玉器共出的小残片，这些小残片是制作玉器过程中剩下的边角料。如钟祥六和遗址有些瓮棺里出土的这种小残片，数量比完整玉器还多。石家河人如果在其他地方制作玉器，就无需将这些边角料运回来。

　　记者：那么您对石家河的制玉工艺作何评价？

　　张绪球：我们欣赏玉器不应只看一般性的东西，因为这类东西可能是当时的人漫不经心地做出来的；应该看玉器文化中最好的、代表最高水平的作品。这样来看石家河文化玉器：首先，做得那么小巧就很不容易；其次，像浅浮雕、浮雕这类复杂的工艺掌握得恰到好处更为难得。一句话，石家河的制玉工艺非常精美。

　　大家简介

　　张绪球，1943年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荆州博物馆从事考古研究工作40余年，历任馆长、名誉馆长、研究馆员等职。出版《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荆州荆南寺》、《谭家岭》、《肖家屋脊》等专著和考古发掘报告等。

　　独特玉文化辐射周边影响深远

　　记者：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玉料种类较多，除了主要的透闪石软玉外，还有玉髓、石英、水晶、滑石、绿松石等，这些种类丰富的玉料分别来自哪里呢？

　　张绪球：有些玉料本身分布就很广泛，比如玉髓，而绿松石主要出产于湖北。而且古玉除了红山文化玉器之外，并不太强调材料，所以我认为石家河制玉还是就地取材为主。有人说，有些石家河文化玉器取材于南阳的独山玉，我比较认同这种观点。

　　记者：石家河文化玉器造型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均有所发现，那么您觉得它对周边地区乃至以后的玉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如在商代妇好墓中，也出土了玉凤、玉蝉等，形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十分接近。

　　张绪球：玉文化是一种精神上的文化，精神文化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从考古发现看，五六千年前，长江下游的东西就传到了上游地区。其实石家河文化玉器数量不算很多，使用范围不是特别广泛，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有一定限度。我们现在在其他地区发现的石家河玉器大部分应该是当时的人带过去的。但不可否认，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是相互的。另外，石家河文化玉器对夏商周时期的玉器也有影响，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商周甚至汉代墓葬都有石家河风格的玉器出土，而且从工艺上断定是晚于石家河时期制造的。这些都可以证明不少地区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观念、工艺的影响。

　　记者：在传统文化热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不少藏家对石家河文化玉器情有独钟。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客观评价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价值呢？

　　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是长江中游比较独特的玉器文化，它的来源可能是多元性的。我们知道，因为信仰差异等方面的因素，不同文化在玉器造型方面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红山文化是以动物形的玉器为主，良渚文化以琮、璧等礼器为主，而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这些动物形象很可能是受了红山文化的影响。因为红山文化出土了不少玉鸟，石家河这边也出了一件，从形象、玉的颜色来说都非常相近。但是石家河文化的年代比红山文化晚很多，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件玉鸟是红山文化的器物，流传到石家河地区遗留了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石家河制玉受到红山文化影响，然后进行了传承和发展。我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到了红山文化的传播路径，应该是通过环渤海地区到达长江下游，再上溯到中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石家河遗址中会出土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

　　总之，石家河文化玉器虽然受红山文化影响，但还是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尽管它的影响力没有良渚文化那么大，但也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真假辨别

　　在鱼龙混杂的宝玉石市场中，石家河文化玉器赝品屡见不鲜。张绪球说，石家河文化玉器发现之后，市场上出现了很大一批赝品。所以我们要对石家河文化进行深入地研究，而研究的时候不仅是针对其宏观上的基本特征，还要着重于微观的开料、工艺、纹饰等。

　　开料：即把较大的玉料切割成片状或柱状待用。石家河文化玉器开料技术发达，工具以柔性线锯为主，也有片锯。操作时大多先从一面锯割，待锯到一定深度时，再从另一面进行锯割，如果两面的锯口不能重合，便会在玉片上留下锯痕。也有的玉材是在两面锯割到一定深度时，从中间敲断的。如肖家屋脊W6：56玉璜上，就清楚地留下了片锯的锯痕以及敲断时形成的疤痕。有些赝品在工艺上会露出马脚，造假的时候用现代工具。这方面稍微留心即可以分辨一件玉器是否为传统工具制造。

　　工艺：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浮雕技术运用得最为普遍，熟练地使用浅浮雕和减地阳线技术，是石家河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重要特点，也是区别于商周时期玉器以阴线为主的明显标志。

　　纹饰：石家河玉器中的凤鸟，在爪、面部神态等细节方面都有特定的造型，这种造型既有时代的特点也有文化的特点，而造假的人不会研究那么细致，可能只会随便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