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楚生先生的第一封信  

来楚生先生的第二封信局部

　　2009年是来楚生先生的105岁诞辰，岁末，杭州西泠印社为先生举办了一个纪念展，其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好也要为先生做一个专题片，约我同赴西泠拍一些内容。

　　我们在西泠茶室品茗，纪实片主导小周让我谈谈学生眼中对先生的记忆，以丰富专题片的故事情节，我说起了三十五年前的一桩事情：

　　1974年，上海书画社编辑出版了一种不定期出版物《书法刻印》，主要介绍当时上海有一定影响的作者与作品，总编方去疾先生。来先生对该出版物大加赞赏，建议我也去投稿试试。为此专门为我写了面呈方先生的推荐信。已记不起什么原因，我没有立刻兑现这件事，几个月后来先生不幸病故。在先生大奠后不久，书画社的周志高先生到我工作的单位，提出借我去该社当编外编辑。借聘到书画社一般都是要有一定创作水平的书、刻作者，所以这是一种荣誉，记得在我之前已经有周慧珺、韩天衡、刘一闻等先生。我那时才二十，没什么社会影响，实在感到意外。

　　到书画社后才遇见久仰的去疾先生。一天，我终于有机会把来先生的这封信当面呈给方先生，先生看过后说：“这封信您留着纪念吧，来先生已经给我写过信了。”我感到突然，因为第一次知道来先生不仅帮我亲笔写了面呈信，还专写另函给方先生，这使我深深感谢来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用心。

　　不想故事至此，在旁静听的童衍方兄却宣布了一个让四座都感到更兴奋的消息，他讲“去疾先生手里的这封信现在在我手里”。原来，他已经从其他途径收到了这封信，并一直珍藏着。

　　回沪后，我急切地从衍方兄处借来此信。当我把先生的这二封整整三十五年后重聚首的信放在一起品读时，不禁感慨万千起来：逝者虽远，音貌犹近，函笔数语，师恩不尽。

　　不仅如此，我忽然对方先生的人品也同样敬重起来，因为它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去疾先生是沪上著名篆刻家，与来先生是同辈好友，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虽然不常登门，却相互敬重，现在老友虽故，但所托之事，其实是一直记挂在心上的。

　　现在想来，当年发生在我艺术成长道路上的许多事是有解答了：一是，在我借调书画出版社前，首先被通知接纳为上海书刻创作通讯员，这个组织的人员不到三十，分理论研究、书法和篆刻三组，都是当时上海书坛比较活跃的中青年艺术精英，现在这个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成为上海书坛的梁柱人物，方先生恰是这个组织的总负责；二是，借调出版社不久，社里要出一本《刻印学》，韩天衡先生主笔，我也被邀请为起草成员之一，方先生又恰是这本著作的责任编辑；三是，我借到出版社，一个主要任务是协助周志高先生创刊《书法》杂志，但是，周先生之前并不认识我，相信如果没有当总编的方先生推荐，周先生怎么会找到我。

　　所以，三十五年后，当重读来先生的这二封信，使我又读出了这样的心得：

　　来先生给方先生的第二封信，没有告诉我，先生想到的只是让学生初出茅庐的路走得顺一点；方先生给我创造了这么多机会，也从来没有告诉我，其实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完成老友生前嘱托的一件事。

　　老一辈艺术家之间的情意就是这样默契而不需要言表，情意的实现是不管人在还是人不在，这就叫人品啊！这是上海前辈艺术家给我们树立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