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萝卜》原版封面（1942年） 李幸璜 翻拍 施继援与征军夫人吕明女士（2005年去世）合影。 李幸璜 翻拍 征军代表诗集《蒙古的少女》。封面由茅盾题签，郁风作图。李幸璜 翻拍

　　《蒙古的少女》《红萝卜》这两本诗集，施继援已珍藏了近30年。而自从获得这两本诗集之后，施继援不断地寻找征军的诗和有关资料，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现在已没有人比我对征军了解得更多。”施继援说。

　　海南日报高级编辑、政文部原主任施继援在家里捧出征军的诗集、照片及有关材料时，如捧出一件件珍宝，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

　　《蒙古的少女》《红萝卜》这两本诗集，施继援已珍藏了近30年。而从获得这两本诗集之后，施继援不断地寻找征军的诗和有关资料，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现在已没有人比我对征军了解得更多。”施继援说。

　　施继援与征军出生在同一个村，按辈份是堂兄弟关系，但征军比他的父亲还大一岁。由于征军一生漂泊，很少回家，施继援从未见过征军。但他听长辈说过村中有一位有名的诗人，小时候还曾在征军的家中看到过日文的书籍。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征军的胞弟施继俊到海南日报社找施继援，从手袋里掏出两本书，竟是征军的遗著《蒙古的少女》和《红萝卜》的原版本。施继援的眼睛顿时一亮，“两本诗集由于出版时间久远，纸质又差，其中许多页已被虫蛀，一些字、句也难辨认。而在我的心目中，它如重要的出土文物一样的珍贵。”从这个时候起，施继援便开始有意搜集整理征军作品和资料。

　　1987年5月，上海“左联”纪念馆馆长袁浩兴为收集征军的作品和手稿，特地到海南找施继援。施继援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征军的影响。此后，施继援找到了陈颂声、邓国伟编的《南国诗潮》一书。书中介绍了征军的生平，并收入了他的《晚秋》等5首诗作。老作家陈残云在这本诗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没有在敌人的刀剑下低头，没有在生活的重压下弯腰，就因为看见了光明的前景，以及战友们的相互鼓励。在这里不能忘记，没有看见五星红旗就病逝香岛的征军。”书中文情并茂的描述，增进了施继援对征军的了解和敬佩之情。

　　在搜集征军作品资料过程中，施继援又陆续读到征军病逝后，香港《华商报》和复刊后的《中国诗坛》、《文艺新闻》等报刊所刊登的吕剑、杜宣、周钢鸣、陈残云、韩北屏、司马文森、楼栖等名家所写的悼念文字。诗人吕剑在《悼征军》一文中写道：“他的某些诗就曾震撼过我的心弦，现在诗人死了，我们不能埋没诗人的心血，我们要尊重这一诗人的存在，我希望友人们会同他的夫人吕明女士，把他出版过和未发表过的作品，细大不捐，精粗不计，统统搜集起来，将来印刷条件方便了，为他出一专集。”

　　施继援说，他在读完该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由此萌发了编纂出版征军诗集的想法。“作为征军的族人，尽管个人能力有限，但为他编辑和出版诗集是义不容辞的。”

　　为了出版征军诗集，施继援曾多次与在北京居住的吕明通信。吕明告诉他，征军病逝后，她始终惦记着亡夫那些散落的遗作尚未结集成册。但出版社提出的巨额出版费，令她望而却步。不久，吕明投身革命，从此走南闯北，出版诗集的强烈愿望逐渐淡化，那一个装放着征军诗稿的小皮箱，也在不断的迁移中遗失了。后来碰上“文革”大浩劫，仅存的部分征军遗稿，也已荡然无存。

　　要寻找征军的更多资料，只能通过各种出版物。同样关注征军的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也在一起寻找征军的作品。他不断托人在广东、广西的大学图书馆查找，找到了不少关于征军的文献资料。2005年初，正当施继援着手编纂《征军诗集》时，王春煜的一位学生在桂林图书馆终于找到多年寻觅不得的长诗《小红痣》，令他们喜出望外。

　　而就在《征军诗集》行将出版之际，与施继援同村的施进洁将收藏多年的40余首征军遗作，全部交给了施继援。这些诗作是施进洁在征军居住过的房间里发现的。“这些未发表的恐怕也来不及修改的诗稿，也许没有那么完美，会有不足的地方。把它收进诗集，是要将最原始的面目留下。”

　　经多年不懈的努力，施继援编纂的《征军诗集》于2005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目前所能搜集到诗人作品最多最齐全最富影响力的一部诗集。令施继援感到遗憾的是，征军的名篇《燕子来自何方》，至今还是无法找到。

　　近日，记者告诉施继援找到了茅盾所写的《悼征军》一文时，施继援叮嘱记者，一定要帮他复印一份。

　　“征军离开我们已有64年了，但他的名字不会被人们遗忘，他的诗章也将永远熠熠生辉。”施继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