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自我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以来，各类书籍从旧金山来，从悉尼来，从曼谷来，从新加坡来，从马尼拉来，从台港澳奔来，即使关门读10年也读不完。毕竟告别杏坛“回家卖红薯”了，我这个老汉，得改换一种读书方式：为怡情养性而读书。

　　凡是收到一本从海外寄来的新书，通常先翻一两页，如发现文字诘屈聱牙，就激不起读的欲望。读书毕竟要读高精尖之书，何谓高精尖？时间是最佳裁判。《诗经》、《离骚》就不用说了，“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这样的名句从青青子衿读到现在成了“无齿之徒”，我还想再读。记得余光中在《分水岭上》曾有一段妙语：“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作为《台湾当代新诗史》的著者，我读诗时一会儿有如“选美”，一会儿又有如“择妻”，真是妙处难与君说啊。

　　人生常碰到烦恼的事情，一般人的解忧的方法是“唯有杜康”。而我的特效药是读诗。不是默诵，而是引吭高歌，纵情朗诵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竟也有登高临远而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一旦朗诵完毕，我就感到烦恼的事情丢掉很多。当然还可以低声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如果五言绝句分量不足，那就来一首回荡开阖的七律。最尽兴的，是狂吟起伏跌宕的李白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或“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要一气呵成，不得软声细语，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从天而降，不过，能否吟到完全驱走烦恼寂寞的程度，还要看心情是否饱满，能否做到手舞足蹈。这时最好一个人独诵，这样最为忘我。

　　和怡情养性相联系的一种读书方法是不读书而“玩书”。读书是汲取作者的思想精华，而玩书是玩装帧设计，有时则玩味赠书者的题签，比较他们书法的风格。在所有的签名本中，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送我的《文学艺术论集》是最珍贵的了。他在扉页上写道：“远清先生教正，胡秋原敬赠。辛未一月二十三日于台北。”赠书时胡老已八十六岁，可他在给我的短信中竟自称为“弟”。在笔者首次访台时，有“台湾鲁迅”之称的陈映真送给我的是一本特殊的“书”：“台湾警备司令部”下达的《判决书》。《判决书》写道：大陆“文革”开展后，陈映真等人在日本共产党员浅井台北寓所内阅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另有《唯物辩证法读本》、《人民日报》多份，还有毛主席和东方红像章各一枚。1966年9月，这些人受大陆红卫兵组织的启发，决定成立“民主台湾同盟”，由陈映真负责起草组织纲领……这本《判决书》，分明是用血泪写成的，对我研究台湾文学很有参考价值，也是我这类蠹鱼神游书斋的乐事。我还有一种近似老年痴呆的毛病，爱坐在电脑前发呆，这时不一定要查什么资料，也不想读哪一本书，只是喜欢到网上闲遛，更喜欢案头上那些繁体版图书，摸摸这些或厚或薄的书，翻翻这些或精装或平装的书，相相风格不同的封面，再看看精美的插图，有时还效仿一位大诗人嗅嗅怪好闻的纸香味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上午用完了。

　　玩书之所以是读书的一种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寓玩于读。乍看起来，书的内容根本没有接触，但玩书玩得多，便相当熟悉这些未入其门的书。我在写《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时，一旦要参考某一观点，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呼之即来。事实上有些书要年年玩，月月玩，日日玩的，如张大千的画集，洛夫的诗集，就需要玩久了才能入其堂奥。

　　“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余光中这一矛盾对我来说也始终难解。有学生问我为何不买车，我说如果有一天买车了，那轿车的后备箱也必然用来装“红薯”——做我的第三个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