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静

　　胡风一生与书结缘，“他一生酷爱文艺，一心想着编好书，出好书，”晚年的胡风“最高兴的事还是手捧一本新书”(梅志《书香余韵》)。在胡风失去正常生活的时候，书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在胡风陷入精神崩溃的时候，书唤醒了他迷失的灵魂。书，是胡风如影随形的朋友。

　　一个有着“鲁迅情结”“胡风缘”者的赠书

　　《鹅鸟嫁人》，又译名《鹅妈妈嫁人》，是台湾作家杨逵的小说集，收入了四篇短篇小说，即：“鹅鸟的嫁人”“薯作”“归农之日”“无医村”。 1946年3月由台北三省堂出版发行，是作者用日文写就的。《鹅鸟嫁人》是本袖珍小书，它跻身于胡风许多大部头的日文藏书中，甚不起眼，但翻见扉页留下的作者手迹：“敬赠胡风先生 杨逵”，便可看到台湾与大陆、胡风与杨逵之间的绵绵文学因缘。杨逵是一个有着“鲁迅情结”“胡风缘”的台湾爱国作家(樊洛平《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尽管书籍封面色彩逐渐褪去，纸张也脆化发黄，但是有关它的故事却越讲越多，鲁迅、胡风、杨逵，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他们有着不尽的情缘。

　　杨逵的鲁迅情结来自于老师赖和。“赖和平生最崇拜鲁迅，他同样是以文学来疗救社会弊病，改造国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锐抗争的形象，因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樊洛平《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赖和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目的编辑， 1925年至1930年此报先后转发了鲁迅的《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鱼的悲哀》《狭的笼》《阿Q正传》《杂感》《高老夫子》等作品，在当时的台湾形成了传播鲁迅思想的第一次高潮。杨逵在1928年左右经常与文友出入赖和家中，在赖和家经常看到桌子上摆有好几种中文报纸和杂志，这在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是很鲜见的。杨逵深受老师人格与文学的影响，1943年1月赖和去世，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谈到赖和印象：“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颜当然是透过照片——就会浮出鲁迅给我的印象。”

　　1935年12月，台湾《台湾文艺》开始分五期连载增田涉的《鲁迅传》，当时杨逵也是《台湾文艺》的撰稿者，《鲁迅传》的发表杨逵自然也关注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杨逵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立即作出了反应，20日刊登了王诗琅的《悼鲁迅》、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其生涯与作品》，其中王诗琅的文章是在杨逵的提议下写就的，而杨逵正式读“鲁迅”是得自于一次机遇。

　　1937年至日本投降，中文刊物是禁止在台湾发行的，当然包括鲁迅著作的新文学作品。《鲁迅全集》不论在台湾还是日本都被列为禁书。1938年5月左翼文学青年入田春彦自杀，杨逵受命清理他的遗产，杨逵如是说：“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杨逵《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系统地阅读鲁迅，使杨逵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鲁迅精神与思想，加之1946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受聘于台湾，先后发表了《鲁迅与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三篇文章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在台又一次掀起了传播鲁迅精神的高潮，据统计，当时台湾的各大报刊登载以鲁迅为主题的文章多达18篇，出版鲁迅著作及鲁迅研究著作5种，杨逵也参与其中。

　　1946年10月19日，杨逵分别在《中华日报》《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诗歌《纪念鲁迅》，在诗歌中他赞道：“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鲁迅未死，这还听著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1947年1月，杨逵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再次疾呼“鲁迅不死！”1947年1月杨逵编著了《阿Q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并亲自题写了卷头语，此书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1947年1月，杨逵又发表了《阿Q画圆圈》一文。从杨逵发表的一系列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定位于抗议与反叛，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杨逵在台湾的日治时期，以文学为武器，对日本殖民者进行了揭露和反抗，由此被捕十多次，被人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正是从鲁迅的精神与灵魂中找到了共鸣。

　　胡风早在1935年便翻译了杨逵的日文小说《送报伕》，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世界知识》第二卷第六号，1936年4月收入胡风的翻译小说集《山灵》，胡风曾于同年5月18日将刚出版的书送到鲁迅处。在初次发表时，胡风曾作“译者序”：“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以后，千百万的土人和中国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隶生活究竟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人有深刻的描写过。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学评论〉征文当选的作品，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 《送报伕》在台湾的境遇是不幸的，它最早在台湾刊出，但只刊出一半就被禁，在日本虽然被评为了二等奖(一等空缺)，但在台湾还是在被禁之列的。胡风对杨逵小说的译介，使大陆的人们开始对台湾同胞的命运与杨逵的作品予以了关注，尤其是台湾光复后，有幸到台的大陆作家、文人、学者都要慕名拜访杨逵，杨逵也得以知道了自己的《送报伕》被译成祖国的文字，在大陆传播的情况。

　　杨逵对胡风的知悉也得赖于大陆的朋友。据晓风撰文介绍，抗战胜利，尹庚与张禹到台湾谋职，得识杨逵，将胡风情况介绍于他。张禹在四十年后回忆：“杨逵先生对于他的作品能在十年前赢得祖国大陆读者的赞赏，显得十分高兴；对于胡风先生的翻译工作，深表感激。”1946年中文本《送报伕》在台湾第一次出版，这是根据《山灵》排印的，注明译者胡风；因为“第一当时杨逵初学中文，还很不熟练；第二，他尊重胡风并欣赏其译文”(张禹《杨逵·<送报伕>·胡风——一些资料和说明》)。杨逵不仅以胡风的译本作为《送报伕》的定本，还决定在台湾光复后，不再用日文写作，他说：“我早期曾以日文著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想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写作，但我自幼便一直接受日文教育，根本没有中文的基础。”于是他在年过四十开始了中文的学习，抛弃殖民化的语言是杨逵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的第一个选择。据耿庸回忆，1948年杨逵曾委托在台的耿庸给胡风寄去《送报伕》与《阿Q正传》的中日对照本各一册。

　　藏于鲁迅博物馆的《鹅鸟嫁人》一书，现已不知来历。《鹅鸟嫁人》这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37年，作者通过描述鹅妈妈被强嫁一事，来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唱的所谓“共存共荣”，向往着“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明天。1946年收入以《鹅鸟嫁人》命名的杨逵小说集。

　　因为政治的原因，杨逵与胡风素未谋面，杨逵将从未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当作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杨逵《〈第三代〉及其他》)。但是他们二人在海峡两地彼此却牵挂着。杨逵曾于八十高龄前往美国，会见了来自祖国的作家代表，并通过他们向胡风表示问候，而胡风于1982年接到一位美国学者的信，得知杨逵还在关注着自己的消息后，“惊喜地叫了：‘杨逵还活着？太好了！’并由此感慨良久。” (晓风《神交五十年  相见在九泉》)。1985年3月杨逵去世，同月北京举行杨逵纪念会，胡风出席并作《悼杨逵先生》的讲话，6月胡风也随杨逵西去。胡风生前热切地希望杨逵能够来到大陆观光，热切盼望能够和杨逵会面，这些随着他们的相继离世都化为遗憾，但两岸同胞情谊成就的一段文学佳话，却让我们久久难忘。

　　胡风身边的童话世界

　　《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是胡风的妻子梅志创作的长篇童话诗集。胡风的藏书中收有《小面人求仙记》三个版本：1943年三户图书版、1947年4月生活书店版、1952年9月新文艺出版社版；《小红帽脱险记》二个版本：1951年7月上海华东书店版、1952年5月新文艺出版社版；《小青蛙苦斗记》1951年8月天下出版社版。胡风是个诗人，梅志是个母亲，母亲如何走向了创作儿童诗的道路，应该同胡风这个诗人是分不开的。

　　立志文学是每个年轻人曾经做过的梦，梅志也是如此。她出生在南国的一个“教书匠”家里，她向往着文学，为了买书，把零用钱一个一个地攒下来。她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辛克莱的《屠场》，苏联的《士敏土》，还读过一些历史小说、章回小说，连胡风都说她“读的书倒不少”。后来她成了左联的盟员，再后来她成了胡风的妻子。同一个大文艺理论家结婚，她进步了不少，开始有系统地看胡风推荐给她的书，她开始纠正看书“只追求故事情节，不去想其中人物和思想的毛病”(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她开始帮助胡风油印刊物、抄稿。在耳濡目染下，她也尝试着写作，但自己的努力常常被“理论家的丈夫否决了”(梅志《胡风传》)。

　　终于，在1934年梅志二十岁的时候，几经否定的处女作《受伤之夜》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它描写了一个清贫的养蚕女工，因一次事故受了伤，血滴在了桑叶上，没有人怜惜她，她还要拿带血的桑叶喂给蚕。胡风给以的评论是：有生活，有人物。“梅志”是她在这篇散文中第一次使用的笔名。1936年梅志又发表了小说《牺牲者》《人兽之间》；1938年发表小说《香烟的故事》。但是理论家的胡风对妻子搞创作并不看好，他不支持梅志写小说。当时梅志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除了在战火的奔波中要照料孩子，操持家务外，还要帮助胡风编辑刊物。一向温顺的妻子终于向丈夫发泄了不满：“我不是胡闹。我想过很久，我再不愿拖儿带女地逃难了，我也想自己能做点事。写作不成，去当小学教师总是可以”(梅志《胡风传》)。梅志的文学梦遭到了挫折。

　　梅志在晚年曾回忆：“我的文学生涯最早是从散文开始的，但一开始并不成功，也得不到胡风的认可。后来转到儿童文学方面，倒获得了好评，这才对创作有了信心，做了下去”(梅志《珍珠梅》)。童话的创作纯属偶然。1941年因为战争，他们夫妇将小女儿送回了上海，他们带着儿子继续在香港从事抗日文学活动。1942年他们在桂林从事文化活动，梅志十分怀念远在上海的女儿，也十分担心在战乱的年代，那些远离父母，投身抗战的青年学生被骗误入歧途。病中大儿子老缠着母亲讲故事，于是为了排遣儿子的寂寞，她给孩子开始编故事。在孩子“后来呢，后来呢”的追问下，故事就越编越长，越讲越有趣，不仅孩子听得入迷，连胡风和朋友们也都感到有趣，鼓励她写出来。《小面人求仙记》诞生了，它告诫小面人不要上狐狸的当。这部童话长诗在《青年文艺》发表了，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难得的是也受到了胡风的赞许。1943年，《小面人求仙记》自费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梅志在扉页上题词：“给——远离了我的我的小女儿，和一切远离了父母的孩子们”，木刻家温涛为它设计了封面并作了多幅插图，胡风专为这本书撰写了广告词：“一个偶然跳到世界上来的小面人，她赞美自由的人生，她追求远大的理想，她跳过了一重重的灾难后，终于在一个自傲自满的疏忽中间造成了一个悲剧。这是传说的故事，但作者用真切的感觉，和现实内容给予了活活泼泼的生命，故事生动，诗句更像童心一样的活泼、纯真，能启发小读者们的感觉力和认识力，而寓意的深长也值得大读者们一读”(梅志《珍珠梅》)。

　　1949年5月上海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梅志创作了《小红帽脱险记》，由希望社出版，张德沛作插图。这篇童话诗是梅志“在深夜给小儿子喂奶后，慢慢酝酿写成的。故事是感人的，母亲的心情都在诗的语言中留露了出来，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勇敢而有智慧的好孩子” (梅志《胡风传》)。同年5月，她又创作了长篇童话诗《小青蛙苦斗记》，长诗歌颂了新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向往未来，敢于斗争的精神。五十年代初期，她还创作了《小三子和小车子》《三根跳纱打了脚》《王有福和小黑腿》《星期劳动》《小三子和小木枪》等一系列作品，深受孩子们和大人的欢迎。她的代表作《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被多家出版社再版，还被改编成连环画、童话剧。梅志的童话创作达到了顶峰。

　　我们不由想起了鲁迅，在那个“吃人”的年代，为了“救救孩子”，他将外国童话小说《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介绍到了中国。在梅志之前，人们“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鲁迅全集》第10卷395页)，“中国制造”的童话还不多有，而梅志用一颗童心为中国的少年儿童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童话。文艺评论家胡风给予梅志的童话创作恰如其分的评价：“你虽然写了点什么，但你不是以什么作家身分写，而是以一个青年母亲的身分写的。你的语言是青年母亲的语言，是儿童和老母亲之间的语言，幼稚一点，但没有存心骗人，存心唬人，或存心媚人的感觉，你只是想凭单纯的愿望向你用血肉喂养的孩子们诉说一点平凡的单纯的欢喜或悲哀，希望他们少点苦难，多点纯洁、聪明和坚强” (胡风致梅志信(1965年9月9日上午—9月11日上午)。紧接着，焕发了创作热情的梅志又写出了童话《听来的童话》，但因故却没有发表。1952年5月《小红帽脱险记》最后一次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久梅志的创作便因“胡风案”戛然而止。

　　成为老人的梅志曾自喻：“曾是儿童文学领域里的一颗‘流星’，匆匆而过，落在了黑暗中与人世隔绝20余年”，可喜的是三十年后“流星”再一次发出光芒，梅志重新执笔书写了一系列的回忆录，创作了许多新的童话故事。1984年《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结集为《梅志童话诗集》，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2001年梅志87岁，被选为第六届作家代表会议代表，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胡风也许没想到，当年在自己身边的那个一脸羞涩的妻子，终于成了一个大作家。

　　一篇“讲话”引发的罪与罚

　　胡风藏书内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个读本，这大概是他藏书中读本最多的一种。它们是：1944年4月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第三版，其中收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新民主出版社刊行的《论文艺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解放社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三个读本的《讲话》都留有胡风认真阅读过的手泽。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是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起的。抗日初期，延安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数以万计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给延安的文艺界带来了勃勃生机，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指出，很多同志“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革命根据地是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与以往文艺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因此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着“很多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因此，“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实》)。

　　文艺整风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的。1942年5月2日第一个座谈会毛泽东作了“引言”部分的讲话，5月16日召开了第二个座谈会，5月23日最后一次座谈会毛泽东作了“结论”部分的讲话，后来收入《讲话》的就是“引言”与“结论”两部分。《讲话》突出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应该“为什么人”与“怎样为”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讲话》当时被延安的媒体高度评价，认为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1943年10月19日鲁迅的忌日，《讲话》首次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10月20日中央学委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材料，要普遍宣传”。《讲话》也很快传到了国统区的重庆，1944年元旦《新华日报》发表了《讲话》的三个提要，并随发了编者按；同年4月延安派来了何其芳、刘白羽向重庆的文艺界传达《讲话》精神；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召开会议介绍延安整风的情况与取得的成就，并组织进步人士学习《讲话》。

　　应该说胡风此时是认真学习了《讲话》的，在他持有的《整风文献》这本书的《讲话》一文中，他作了许多划线，在他认为重要的段落顶部，还标上大红圈，一些页码被折起。从书中红、蓝、黑三种铅笔标记推断，他至少读过三次。本书还收入了其他整风文献二十一篇，但都没有留下看过的痕迹，可见胡风对《讲话》的重视程度。

　　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胡风对《讲话》“不是当作党内文件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体会的”。在一次相关座谈会上，他根据《讲话》的一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提出自己的理解：“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作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梅志《胡风传》)。这是一个 “不识时务”的发言。不仅如此，他还作出了“不识时务”的举动。1945年1月，胡风在他主办的《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遭到左翼文化界非议的舒芜的《论主观》，第二期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对于这两篇论文，胡乔木曾有过概括：“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百年潮》2004年第11期)。

　　胡风的“一意孤行”也曾引起了注意，从延安来的何其芳、刘白羽“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拘泥’地认为这只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自以为本于马列经典，是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的”(周正章《胡风事件五十年祭》)。胡风的“不和谐”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在《论主观》发表后，周曾找过胡谈过一次话，据胡风回忆中心有两点：“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胡风回忆录》)。这两点实际是对胡风的政治前途敲响了警钟，但不谙政治的他却以为周的谈话是对他的肯定，紧接着发表了《论中庸》。更加引起关注的是，胡风对他的文艺理论的坚持，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七月派”。

　　中共中央一直没有停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纠正”：1948年在香港中共组织多人撰文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讲话》的对立。胡风则以长达10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批评。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这次大会是一次高擎《讲话》旗帜的大会，胡本是国统区文艺报告起草人之一，但因意见的不统一而“坚辞”。他受命为大会作祝词，题为《团结起来，更前进》，在文章中他只强调了“团结”，而只字未提《讲话》。郭沫若与茅盾在大会发言中都对胡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12月周恩来约见胡，1952年4月周扬也访见了胡，“这三位毛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党”提出批评，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周正章《胡风事件五十年祭》)。

　　其实在这几年间，不知胡风又认真学习了多少遍《讲话》，在他存有1949年版的两个单行本中可以看到，书中不仅有红蓝两色笔划线，还有诸多的眉批和边注，有的章页甚至已经写满。在纪念《讲话》十周年时，胡风撰写了新中国后的第一篇论文《学习，为了实践》，这是学习《讲话》的心得，但是文章被拒绝发表。反复地学习《讲话》，他得出的结论依旧是：“我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相连的部分，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执迷不悟”的胡风上书三十万言后，他终于以“反革命罪”入狱，其中“他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是诸罪之一。

　　1988年6月《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给出了最终的结论；“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泥土社与禁书

　　胡风一生著译颇丰，他与泥土社的交情也不浅。他的藏书中有泥土社的出版物9种，其中3种是自己的译著，即译作《棉花》、著作《文艺笔谈》《剑·文艺·人民》。泥土社因胡风而遭查封，这三种书因胡风而一度成为禁书。

　　胡风是个文艺理论家，四十年代他已奠定了在文艺界的地位，他不仅笔耕不辍，还自办出版发行，这里除了众所周知的《七月》《希望》外，1942年在桂林成立了“南天出版社”，1946年在上海自办了《希望社》。到四十年代中后期，他所帮助与扶持过的青年作家与诗人许多也转入了出版界，应该说，胡风要发表作品或推荐作品是不难的，尤其是在上海。上海的泥土社就是登门结下的这份“胡风霉运”。有关材料记载泥土社的存续时间为1948年10月——1955年，注册经理为应非村，实际上它是一个同人私营出版社，社内同人有尹庚、张禹、胡今虚、应非村、许史华等(后尹庚离开，许史华为老板)。

　　据时为社内总编辑的张禹介绍，为了泥土社的生存和发展，他和尹庚去拜访过几位作家，包括胡风。那是在1950年的春天，他们来到胡风在上海的永康路寓所。第一次见面谈的不多，在此后的两三年中，胡风不常住在上海，但只要在，他们常去看望胡风。张禹在谈到胡风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说：“我在胡风身上看到了鲁迅所称许的‘鲠直’品格。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已笼罩着一种愈来愈浓重的悲剧色彩；但因此就格外突出，使朋友们为之焦虑，又被强烈地感染和吸引。”当然泥土社与胡风的交往主要是出版事务，第一次的约稿拿回了胡风记录解放前夕的生活琐记《人环二记》手稿，这虽然不是他的重要著作，但它是严肃认真的，有出版价值。张禹回忆；“从此以后，胡风陆续把他的几本旧书稿和《七月诗丛》等交泥土社重版发行。大约在1954年上半年，他的几本文学评论集都印行了新版本，为这件事出力最多的许史华，后来竟在运动中付出了生命！”(张禹《我与胡风——他的品格对我的影响比理论有力得多》)

　　据不完全统计，泥土社出版的胡风译著有《人环二记》《剑·文艺·人民》《论现实主义的路》《棉花》(须井一郎著)《文艺笔谈》《人与文学》(高尔基著)。

　　泥土社与胡风的这种正常交往，却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1955年，胡风祸起，有人提出泥土社是胡风办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泥土社不长的生涯中，它出版了几百种书，汇集了各路作家与翻译家，有些作者与作品并不被胡风这位评论家赏识，一些作者也不屑于被胡风赏识。即使这样，泥土社、它的同人、它的作者们也都没能逃过“胡风案”的株连。张禹1955年被定为“胡风骨干分子”，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最为悲惨的是许史华，梅志在回忆这个“人很能干老练，也有头脑”的泥土社老板时，不禁唏嘘：“胡风案发时，他受牵连被捕。十年出狱时，出版社连同老婆都不见了，只留下空空的一间大房子，原来妻早已带着他的财产改嫁了，他跑去找她，想看看自己的小女儿，但却被妻的后夫斥出，心灰意冷之际，吊死在那空屋子里了！呜呼，只因出版胡风等人的书，白白送掉了一条命！”(梅志《胡风传》)这时的许史华才四十多岁。吴奔星、卫俊秀都因曾在泥土社出版过自己的著作《茅盾小说讲话》《鲁迅<野草>探索》而被打成“胡风集团嫌疑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1955年7月28日，中央宣传部向全国下发了《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其中翻译部分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图书馆及文化馆站中所存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一律不得公开借阅，但可列入参考书目。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负责清查在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中所采用过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作的情况，并根据上述原则迅速提出处理办法。”从此上述所列书籍迅速地从各个图书馆、资料库、书店、学校销声匿迹，而此时胡风家的藏书也随着他的被捕被没收了，我们现在看见的是胡风平反后发还的，泥土社出版的译著《棉花》、著作《文艺笔谈》《剑·文艺·人民》这三种就如是。

　　《棉花》，日本普罗作家须井一郎著，胡风译自1936年。这个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困苦、悲剧、觉醒和顽强地参加了斗争的故事”(胡风《胡风回忆录》)。小说译出后在《译文》上发表，但是成书却一波三折，它经过了多次国民党文化部门的审查，又经过了上海、香港沦陷的战火，直至1946年才由新新出版社出版。胡风在书前再序中指出：“日本终于战败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点失败的根源，但重要的是，日本的劳苦大众总会站起来洗尽战争底罪恶，争取到一个新的民主的前途的。”泥土社的这个《棉花》版本应该是重版，但是没有版权页，故而不知出版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上多处都有红笔校改，应为胡风笔迹。正文首页有红笔手迹：“①改横排；②改排简化字；③‘引号’改排外双口”，书中每页页码都用红笔重新排了序，据此推定这是泥土社的校改本。

　　《文艺笔谈》是胡风批评论文集之一，收入胡风的文艺评论1934年的若干篇，1935年的全部，最早由生活书店出版，1942年国光社重排出版，1951年泥土社重排出版，胡风所藏是泥土社1951年10月再版本。王琦作的封面复制的是墨西哥画“揹菜的人”。封面及书内多处有“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注销章”，应该是该校下架的禁书，所幸只是“注销”不是“销毁”。

　　《剑·文艺·人民》是胡风批评论文集之三，收入胡风自抗战到皖南事变这一时期的评论，原标题为《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胡风藏有泥土社两个版本，一为1950年10月初版本，平装；一为1953年4月第三版，黑皮精装。胡风在作于1943年2月10日的序中说：“对于崇高的死者，这里寄寓了诚恳的追悼，对于忠贞不渝的生者，这里寄寓了怀念的问讯，对于穿捷径而去的黠者，这里也寄寓了决绝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