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兆勇

　　据《经济观察报》6月18日《夺宝“过云楼”》报道，北京大学未参加过云楼秘藏拍卖竞标，却主张“优先购买权”以排斥已经一锤定音的江苏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南京图书馆，引起极大争议，本人以为北大的主张理由不足。

　　一、主体不适格。依据《文物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享有优先购买权。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显然不是指北大这样的教育机构，而是指具有公益性质的国立图书馆。如此说来，北大图书馆的公益性要比南京图书馆还要差些，起码南京市民可以不分等级的获得赏宝机会，而北大图书馆不能保证北京市民具有一饱眼福的机会。如果是国家图书馆不失时机主张优先购买权，倒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二、程序有问题。依据《文物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显然北大在文物拍卖落槌后再主张优先购买权，程序有严重问题，错过了宝贵的时间。

　　三、适用法律有问题。北大的依据是北京市文物局的京文物【2012】561号，显然这个文件的位阶根本无法和《文物保护法》相提并论，况且还有冲突，显然不能适用京文物【2012】561号。

　　四、北大的品格证据有问题。老校长胡适之先生曾留下珍贵私藏一宗，北大未能创造条件继承。且北大目前旁听尚不能恢复旧观，何谈一复旧时国立大学之盛？

　　以上足以说明北大半道杀出过云楼秘藏，理由不足。但北大为何能横生枝节，掀起风波，关键在于打着“公”的旗号，以贬低凤凰集团的私人收藏属性，为自己争夺正当性，这就有必要辨明是非。

　　国家最大，集体其次，个人最小，这样的设计思路全部贯穿在《文物保护法》里面。但是这样的设计思路显然和当今人权共识本末倒置。历史实践已经证明，60年的文物举国体制，所损毁、破坏的文物的数量、质量超过历史上任何外族入侵和内乱时代，教训惨痛。因此，抛弃陈旧的举国体制的文物保护制度，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文物保护经验，尊重市场规律，建立多元、多渠道的文物保护体制，是走出中国文物保护误区的根本路径。

　　必须充分认识到举国体制的弊端，举国体制使国家投入很大，但产出很少，损失了资源效率，远离了普通民众。《永乐大典》等遭到覆灭的命运，有其历史的必然。再比如故宫(微博)博物院高昂的门票价格，国有文物并不一定能给普通公民带来福音。

　　当然民间收藏也有它的弊端，但是他的好处却也是不容否定的。比如，不需要介绍信，只要缴费就可以得到欣赏机会，最少能做到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或以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或以藏为主。总之，中国民间收藏的主流具有独立价值，是官藏所不能替代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民间的江南藏书楼，中国文化将是更加的残破不堪。

　　依我看，如凤凰集团和后加盟的南京图书馆具文向国家文物局承诺保证传承，国家文物局可旗帜鲜明予以维持，以定纷止争。北大若真理解楚弓楚得，应不难释怀。

　　(作者为律师、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所研究员)